在华西方人对清末回民起义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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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在华西方人对清末回民起义的记述　　回族在清代已发展成为一个遍及各地、颇具规模且积极向上的族群共同体。正如来自俄罗斯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所言:“17世纪中叶，在以满清王朝执政而告终的中国新的转折时期，他们(回族)成为独立的、完整的、高度自觉并在精神上完全独立于边疆其他异族居民的部族。”［1］清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原已十分尖锐的矛盾日益激化，至咸丰、同治年间，出现全国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处此时势，为求得生存权利，居于云贵和西北的回族也“拼命相争”，奋起反抗。　　起义前后持续20[键入文字][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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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文管理资料余年，回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社会及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起义亦引起当时在华西方人的关注，其中一些人在云贵和西北或亲历、目睹了起义过程，或进行了调查访谈。他们根据自己观察留下的记述，成为探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补充了中文史籍的局限，为考察清末回民起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西人关于清末回民起义原因之记述　　发生于咸丰六年(1856)至光绪三年(1877)间的云贵、西北回民起义，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是当时全国性反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清廷及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受到来华西方人士的高度关注。　　纵观中国穆斯林发

4、展史，自唐代以来，虽因与汉人习俗相异存在一定隔膜，但基本能做到各自相安无事，相互间虽有摩擦，却不见直接对抗，更未有大规模的族群冲突。至清朝末年，终因政府多采用“以汉制回”、“护汉抑回”的手段，以及汉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排他性思想在地方社会中的深刻影响，导致西南、西北回民的大规模起义接连爆发。海恩波(还有文献记载名字是“海思波”)，《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作者，原名布洛姆霍尔·马歇尔(BroomhallMarshall)[键入文字][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清末英国在华传教士，他于光绪十七年(

5、1891)、三十二年(1906)先后两次深入中国穆斯林聚居区调查，获取了许多回民起义的资料。对于清末回民起义原因，他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的满清王朝上台之前没有回民叛乱的记录。……特别不同寻常的是，直到150年之前满族征服喀什噶尔之前，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有丝毫提及伊斯兰教徒的宗教问题”［2］128。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1843年从西湾子出发开始横穿中华帝国的旅行。他长途跋涉18个月，经过了热河、蒙古地区、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在其游记里，他对路途所见中国回民多有记述:　　“据说，他们最初仅有200[

6、键入文字][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余人，但后来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现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并使汉人感到不安的民族。甘肃、云南、四川、山西、陕西、山东、北直隶和辽东都是他们分布最广的省份。在某些地区，他们甚至较汉人而占多数。”［3］在古伯察看来，中国穆斯林群体十分壮大，他们散居在中国各省，有些地方的人数比汉人还要多，以致“使汉人感到不安”。这些穆斯林因为宗教的缘故十分团结，而且信仰虔诚。他们群体意识强烈，一旦与汉人发生冲突，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此外，“这些善于经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后裔散居在全中国，并到处和中

7、国人进行工商业竞争”［1］622。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外来人，就如同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一样。他们都坚持与孤立的厌倦和迫害的狂浪作斗争。忠于穆罕默德、他们的《古兰经》、清真寺、斋月、仪礼和安拉。他们受到了所有人的鄙视，自己也鄙视其他所有人”［3］385。在此环境下，“中国穆斯林仍把自己视为属于一个外来人，并且比他的汉人邻居优越。”［2］227尽管古伯察的观察和印象可能有偏颇之处，但在西方人看来，由于在民族、宗教、饮食、习性等方面的差异，加上汉人的偏见和穆斯林的“宗教优越感”，使得清代回汉之间的关系确实颇为紧张。海恩波即云:　　“虽然与

8、中国人和原住民的通婚导致中国的血统优势以及对宗教的认同性降低了，但存在于回民和汉人之间的种族和宗教的对立已经足以引起严重的叛乱，虽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中国统治者。”［2］128俄国布道团的巴拉第则谈到，清代帝王“常常对穆斯林采取克制的态度。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