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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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刘明兴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但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和学说。在诸多的思想观点之中，林毅夫、蔡昉、李周及其他合作者(1994，1996a，1996b,1997a，1997b,1998，1999a，1999b，1999c,1999d,2000a,2000b,2001)基于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

2、施发展模式和战略转型的若干经验教训，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系统地提出了所谓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利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进行简明的整理，包括该理论所涉及的概念范畴、基本假定和主要推论，从而为后文的讨论拟定一个明确的研究思路。下文中，我们将首先简要回顾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教训，进而通过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对比，指出新增长理论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在此基础上，我们概括

3、性地总结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特别是禀赋结构、技术选择、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发展中国家违背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时所引起的社会后果也是讨论的重点，并且我们将对比比较优势理论和其它学说在解释类似经济现象上存在的差异。希望这些工作能够进一步明确比较优势理论在当代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处的地位，并为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框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一、赶超、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也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讨论

4、的重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Solow35（1956，1988）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二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五花八门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以及推行形形色色赶超战略的实践者，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要积累资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剩余，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利润率最高的部门中去，而现代的工业化部门“显然”要比传统的初级产品

5、部门更能胜任此项任务。于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理论”或“中心－外围理论”也好，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也好，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Chenery1961）。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以中国的经验为例，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起，直到1978年改革开始为止，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便

6、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为了保证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三位一体的扭曲性政策干预，即扭曲了商品的相对价格、用国家计划取代市场来完成资源的配置、对企业实施国有化。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逐渐地从原有的经济模式中摆脱出来，并寻求新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以刺激经济增长。与上述失败的教训相对应，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

7、经济增长。其中，尤为值得提及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水平在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例如，台湾、韩国和日本都曾经积极地采用了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

8、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但由于其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在发展的早期，政府每次要想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而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政府的积极干预，而35由企业作自由的选择。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个目标，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就必须以充分利用经济中现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这就使得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