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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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夏宇立2011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7179　“密电”问题产生的过程　　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6页）

2、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密电”之说的源头。　　1951年8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在对“巴西会议”的注释中，有这样的叙述：“这时，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并率领服从命令的红军向陕北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根据1952年8月第一版重排本，1966年改横排本第501页）这里的“企图危害中央”、“脱离危险区域”，就较“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大大地跨前了一步。　　“文革”前后，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的吕黎平说得更为具体：“密电”

3、是他亲自参与译出的；“密电”内容性质更明确，即“武力解决”；还回忆了“密电”的全部文字；同时也把当年收译和送交“密电”的全过程作了展示。　　20世纪80年代，又有一些新人加入进来。除了前面吕黎平“译电”的吕氏“密电”之说外，又出现了一个贺俊桢“破译电”的贺氏“密电”之说。译电和破译电是两种不同的渠道。译电是内部的通讯，破译电是对敌方的电讯侦察。这就是说，按他们的说法，这两种途径中双双获取了张国焘“武力危害中央”“密电”。　　四个理由表明没有“武力危害”“密电”　　“武力危害”“密电”说法一出，立即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他

4、们当中既有当事人，也有学者。其中国防大学朱玉、王年一教授从四个方面的分析中，作出了彻底的否定。（朱玉、王年一：《也谈长征中的的“密电”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一，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从1935年9月3日张国焘致“徐、陈并转呈中央”电起，直至9月14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相互往来电报，还有中央致“徐、陈”电报，以及其间彭德怀、李富春与林彪、聂荣臻之间的电报中，都没有“武力危害”中央这样的文字。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专门报告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及张国

5、焘所犯严重错误，其中也只讲南下电令，没有“武力解决”。此外，从各档案馆历来积存的所有文电中也都找不出有这类内容的电报。　　第二，从一系列有关文献的查阅结果中，断定没有“武力危害”中央的电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1937年3～4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

6、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未见有此记载。　　第三，从有关亲历的高层人物的回忆中，没有发现“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根据编造者提供的材料，所谓“密电”的直接接触者，在高层只有六人：一是张国焘，是“密电”的制造者；一是陈昌浩，是“密电”的接受者；一是朱德，是目睹南下“密电”者；一是徐向前，是“密电”的接受者或目睹者（一种说法是“密电”发给徐、陈，一种说法是只发给陈昌浩）；一是

7、叶剑英，是“密电”的目睹者和偷出者；一是毛泽东，是叶剑英偷出“密电”的目睹者。此外，再也没有高层人物直接接触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了。　　“密电”的所谓始作俑者张国焘，无论在其叛党前的检讨中和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均未承认有此“密电”。1937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有人质问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当即反驳。他说：“在南下开（松）岗会议，总司令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用武力解决中央，（周）纯全答复并无此事。我要说明的就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与武力（斗）争解决同志，如果是这样，便反革命了。”　　陈昌浩

8、因执行“国焘路线”而多次受到批判，不断检讨。我们查阅了他在延安时写的检讨，并未提及“密电”问题。“文革”中他惨遭迫害致死。生前曾多次向家人谈及一生中犯了不少错误，但强调唯独张国焘发给他“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是没有的。他说：“我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报”，“我没有看到，我和徐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　　徐向前在晚年口述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中央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