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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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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国战后民族主义樊篱下的日本研究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为建立海外日本研究数据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调查研究。2005年,韩国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受其委托,对韩国的日本研究状况进行了调查。该调研涵盖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为全面了解韩国的日本研究创造了契机。根据调研结果,2007年,韩国世宗研究所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共同出版了《韩国的日本学现状及课题》(陈昌珠编著)一书,内容包括日本政治外交、日本史、经济与管理、语言与文化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学界是如何克服殖民史观、感情因素,推动日本研究走向客观、深入的。 政治外交:缺乏
2、基础性实证研究 韩国世宗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昌珠认为,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研究萌芽期(1945—1970年),由于韩国刚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研究日本政治较为敏感,从事研究的学者仅有5人;第二阶段为基础形成期(1971—1985年),1965年韩日建交后,研究学者逐渐增加到23人;第三阶段为探索期(1986年至今),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快速增加,截至2005年达到54人。1978年成立的“现代日本研究会”,主宰和引领着韩国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潮流。 在对外关系研究上,第一、二阶段研究主要围绕韩日关系及
3、防卫政策,缺乏对日外交的基础性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侧重于美日关系及日本国内政治。其中有关对二战前韩日关系的研究,重点放在韩国的殖民地化过程上,而战后研究则侧重于“韩日协定”等政治问题、双方的外交态度以及在日韩国人问题等。由于受日本战后处理的不彻底和日本殖民统治遗留的“对日警惕性”等因素影响,韩国学者在对日政治外交研究上基本持批判态度,而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难以逾越民族主义的樊篱,从而导致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客观性。在日本防卫政策研究方面,美日安保同盟、防卫费及防卫力量等成为研究重点。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的年龄因素与研究结论之间呈现某种关联性。
4、譬如50岁以上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日本的防卫政策主要依托美日同盟,正在走向军事大国化,并以共同霸权为前提增强军事力量;但较年轻的学者对军事大国化的必然性持审慎态度。这说明年长的学者易于将韩日历史与日本的防卫联系起来考虑,而年轻学者则强调客观分析,更为关注日本的国内政治因素。韩国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缺乏基础性的实证研究,而过分注重政策性研究。因此,今后加强对日本政治家、政治制度及新保守主义思潮等的探讨和分析,应为韩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历史:战争遗留问题致使研究困难重重3 淑明女子大学金善敏教授认为,韩国的日本史研究深受两国关系及政治和外
5、交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韩日合并等历史事件。这种痛苦的经历和记忆使韩国在对日认识上充满感情色彩,很难把日本历史和文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战后初期,由于从事对日研究很容易被看成亲日派,直至1965年韩日建交前,该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不毛之地。当时韩国史学界的主要使命是摆脱和克服殖民史观,力争确立韩国历史的主体性。1965年韩日建交后,韩国日本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批判韩日会谈、揭发韩日合并的真相等方面。但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日本史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外交史和日本近代化论,出现了介绍和批判日本和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
6、果为当时韩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及“祖国近代化政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但是,当时的研究尚缺乏翔实的原始资料和缜密的考证分析,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纯粹的史学研究。因此,可以说,韩国日本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系统地研究日本史。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后,韩国社会对日本历史的关注度空前增强,学者们认识到有必要客观地介绍和研究日本。此时,从美国和日本留学回国人员在各大学纷纷开设日本史科目,并撰写和出版有关历史认识和方法论方面的书籍,为适时应对历史教科书及慰安妇等敏感问题奠定了学理基础。1994年,
7、“日本史学会”成立,日本史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其中,《日本历史研究》一直主导着韩国的日本史研究,涌现出很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比如,1980—2000年的论文成果占整个战后论文成果总数的80%。尽管如此,韩日两国的特殊历史关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约束了学者的研究向度和价值取向。 经济管理研究:成果丰硕但缺乏本土特色 1965年韩日建交后,经过4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韩国学界在有关日本经济及管理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高丽大学赵成元教授对140名从事日本经济和管理的研究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40名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
8、中只有3名女性,可见在经济和管理领域,男性居主导地位的倾向十分明显。这与女性学者比例在日本文学领域超过50%、语言学领域达到30%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韩国专门研究日本经济和管理的学会主要有“韩日经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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