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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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年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史研究2003年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史研究2005-09-11荷见守义《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8,髙瑞扫校点击:17962003年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史研究[日]荷见守义撰(弘前大学日本青森)伍跃编译(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日本八尾市)回顾2003年的明清史学界，首先值得祝贺的是明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明代史研究会创立三十五年纪念论集》(汲古书院，以下简称《明代史论集》)。众所周知，明代史研究会自从1969年创立以来，在推动日本的明代史研究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研究会这一研究方式的先驱者。其次应该庆贺的是专著的出版在2

2、003年中继续增加，特别是关于环中国海世界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瞩目。这种情况并不是昔日的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潮，而是力图对多层面的、有机的，以及多中心的域内和域外关系进行研究。在研究课题方面，琉球史、日本史、朝鲜史的交叉研究得到推进，可以说关于海域世界的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同时，与国家、社会有关的研究题目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也有增加。实际上，正是因为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所以才能涉及到国家、社会与海域世界关系的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对环中国海世界的研究在选题上照顾到课题之间的平衡关系，正在为从多方面观察历史创造良好的条件。尽管由于

3、在一篇论文中横跨几个领域，很难将其按照主题分门别类，不过这种困难却是令人愉快的。笔者期待着专著的书评，故在此仅对专著做简单的介绍。通论环中国海世界。京都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东亚海洋区域的历史研究》(京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海洋》)收录的七篇论文涵盖了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的内容，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计划。在理论方面，有山下范久的《用世界体系论解读日本》(讲谈社选书)。倭寇、海洋势力、中日关系。檀上宽在《方国珍的海上势力与元末明初江浙沿海地域社会》(《海洋》)中考察了明朝的海禁政策、方国珍等人的海上势力与江浙沿海地域社会的关系。方国珍集团包括了来自

4、海上和沿海地区的、保持着较强独立性的各种势力，即使在方国珍投降明朝以后，继续活跃在东海上的土豪和渔民仍然对明朝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作者认为，明朝为切断海上势力和沿海地域的联系展开了扫荡，竭力维持沿海地域的社会治安，取缔走私贸易。川越泰博在《明代的南京和倭寇(一)》(《明代史论集》)中主要分析了明朝留都南京的倭寇防卫体制和嘉靖三十四年发生的倭寇侵扰，此外还涉及了江防的问题。鹿毛敏夫《十五、十六世纪大友氏的对外交涉》(《史学杂志》112—2)以明代中日交流为中心研究了大友氏和环中国海地区的关联。大友氏不仅与室町幕府从事的明代中日勘合贸易有关，而且还

5、广泛从事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倭寇的活动，其中包括了与汪直之间保持的走私贸易关系以及在琉球和东南亚的贸易活动。作者认为，在这些活动中体现了一种两面性，即分别属于日本的国家秩序和属于以明朝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域秩序。文中将浙江总督“杨宜”误为“杨宣”。中岛乐章《永乐年间的中日朝贡贸易》(《史渊》140)通过对高宇泰《敬止录》的介绍，论述了永乐年间的中日贸易在东亚和东南亚世界的地位。他认为，尽管中日朝贡贸易为明朝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但是由于政策运营的松懈散漫，结果对明朝的民间经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Toby．Ronald．P在《近世早期的一件对明外交文书

6、诸版本的谱系》(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纪要》13)主要分析了《异国日记》中收录的德川家康为重开两国贸易致明朝的外交文书，该文书被认为是“日本型华夷秩序论”的基本史料，作者认为该文书的各种版本都存在着误写、误读和误记的情况。浅见雅一《关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前近代日本关系档案》(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纪要》13)主要介绍了与飘流民和铜贸易有关的档案史料。此外还有山崎岳的《巡抚朱纨看到的海》(《东洋史研究》62—1)。枪。佐佐木稔编《火绳枪和传来的技术》(吉川弘文馆)从人文和理工的角度对火绳枪进行了分析，从16世纪的环中国海海域的贸易情况简

7、要地叙述了火绳枪传人日本的经过，以及再由日本传回明朝的史实。久芳崇<朝鲜之役中的日本俘虏》(《东方学》105)认为，在朝鲜之役中被明军俘虏的日本兵被送往北边的各军事据点，并且参加了平定杨应龙之乱的军事行动，这些俘虏在普及火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明朝末期中国西南部火器普及的一个侧面》(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1)叙述了陈寅在基层普及火器的情况。中朝关系。在研究明清两朝与朝鲜的交流问题方面，从朝鲜前往中国的使节们留下的《朝天录》和《燕行录》是重要的史料。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书目提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42)是关于林基中、夫马

8、进所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的详细提要。对本书作为非卖品刊行的“不可解”的经过以及林基中在《燕行录全集》中的肆意杜撰，夫马进本人也作了详细的介绍(《东洋史研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