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衣裸裎”到“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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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去衣裸裎”到“无为而治”—道家身体哲学视角下的“无为”    黄 煌    【摘要】“去衣裸裎”是道家区别于儒家“垂衣裳”的服饰观，寄寓了道家以自然为导向的身体哲学和政治观念。道家的“去衣”是一种退行，将我们带入了古代治道的压抑结构之中。“裸”在摆脱了衣服对身体的束缚的同时，也摆脱了礼教观念、道德耻感、性别差异等心灵桎梏。道家的“无为而治”就是权力的“裸行”，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繁徭重赋和繁文缛节的政治症候的治疗而提出的。    【关键词】无为　道家　身体哲学    《老子》将当时的一些政治模型按优劣划分为四种“太上，下知有之；亲而誉之；畏之；侮之。”意思是最好的政治是“无为而治”，《

2、老子》把“无为而治”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模型，事实上不仅是道家，儒家和法家也追求高效的管理，都认为自己的政治设计是立于客观真理之上而事半功倍的。“无为而治”本质上是理想化的“简约政治”，而寻找“至约”的治道方案曾是先秦儒、道、法等思想流派的共同目标，各家都在寻找“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管理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儒道法三家都提倡“无为”，事实上儒家和法家也都留下了众多关乎“无为”的文献，但“无为而治”作为理想化的简约政治的概称，在儒道法三家分别有不同的意涵：儒家的“无为”以道德为导向，法家的“无为”以权力为导向，道家的“无为”以自然为导向。学界从形上层面探讨“无为”较多，但是从身体层面探讨“

3、无为”较少。事实上，“无为”是一个同时关涉“身—心”的话题。如果说“垂衣裳”代表了儒家礼治框架内的“无为”观，那么“去衣裸裎”则代表了道家因循自然的“无为”观。    “居简而行简”：道家“无为”的内容与形式    《论语·雍也》中有一段孔门师徒关于仲弓“居敬而行简”和子桑伯“居简而行简”的讨论，体现了儒道“无为而治”的差异：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从“简”的角度分析“无为”在我们看来是恰当的。“无为”所要否定的对象是“为”，而“‘为’与‘发生’并非泾渭

4、分明的”①。“为”在汉语中涉及“目的”、“意义”、“主体”、“意志”、“动机”、“实践”等层次，因此一旦脱离具体语境，“无为”就会变成形而上学，而在实际情形下，我们所能消解的只能是尽可能多的特定的语言对象，而不是抽象的“为”。因此“无为”必然体现为具体的实践，例如身体的特征、行事的风格和政治的举措等。由此可见，儒道“无为而治”在形式上都遵从“行简”，但是二者的差异也很明显：儒家“无为”的核心是“居敬”，即以道德为导向；而道家“无为”的核心是“居简”，即以自然为导向。    具体到身体的层面，则“垂衣裳”和“去衣裸裎”不仅是儒道对于礼制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寄寓了两家不同的身体哲学和政治观念。从

5、《易传·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马王堆帛书《易传·昭力》“上正垂衣裳以远人”看来，儒家注重的是“衣裳”的礼制意味，“上衣下裳”成为儒家规训身体的器具和操演精神的符号。然而道家的服制观念具有反规训的色彩，希望通过身体的解放来助成心灵的解放，进而达成政治上的“无为而治”。因此，道家对于“去衣裸裎”的推崇是其“无为”主张在身体哲学上的体现。道家的“去衣”是一种退行，将我们带入了古代治道的压抑结构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来，道家“无为而治”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繁徭重赋和繁文缛节的政治症候的治疗而提出的。    “桑扈臝行”：道家“无为”的典范    道家“居简而行简”的典型是子桑伯子。对于

6、子桑伯子为何人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郑玄认为指秦大夫公孙枝；其二，朱熹认为是《庄子》中的“子桑”，曰“子桑伯子，鲁人。胡氏以为疑即庄周所称子桑户者是也”。第一种说法被很多人质疑，刘宝楠就指出公孙枝根本没有“行简”事迹。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子桑伯子”就是以“裸行”著称的鲁国隐士“子桑户”。《庄子·大宗师》作子桑户；《庄子·山木》作子桑雽，俞樾《庄子平议》考证“雽”同“户”，说“雽音户，则固与子桑户同矣”；《楚辞·涉江》作“桑扈”。三者同。本文认为子桑伯子是与孔子同时期的鲁国隐士，以“裸行”著称。《楚辞·九章·涉江》载“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王逸注曰：“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

7、也就是说他常常以赤裸行走的形象出现，看上去像是少数民族的样子。应劭《风俗通义·十反序》也记载：“惠施从车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裸”可能是因为买不起衣服，也有可能是不爱穿衣戴帽，总之子桑伯子对于穿不穿衣服不以为意，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裸体行走，放浪形骸。这一略显疯癫的形象反而得到了道家的赞颂，因为象征界防御的解除有利于真实界的敞开。在古代“身国同构”的思维结构中，身体之裸通往政治之“无为”。    《庄子》中崇尚裸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