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十八大两周年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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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永年十八大两周年再评价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转眼间过去两年。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悲观，认为十八大的召开并不顺利，充斥着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虽显现诸多问题，但已在30年间从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第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一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肯定面临问题——欧美的转型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改革。然而，此前的领导人在问题的面前放慢了改革的脚步，导致“无改革”成为常态。为此我曾认为既得利益和寡头已经初

2、步成形，悲观于中国仍然没有动力打破“无改革”的状态。但我没想到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十八大才过去两年，新政府下的中国却已有焕然一新之感，改革这潭死水被搅开。为了改革，权力和制度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思路和方法的改变也能看到新政权动了真格。“体制集权”非“个人集权”十八大后的一年主要是“集权”并反腐，为接下来的改革做好准备。一年前，三中全会强调经济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法治是当仁不让的主旨。我认为习近平的目标不仅是做好两个任期，而是在规划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蓝图——此思路在近两年的改革中已

3、能捕捉。中国已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特点是政治利益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会出现有利于整体利益的正式制度，以及为一些个别利益服务的非正式制度，如果后者压倒前者，那么危机就不可避免，因此正式制度体系需要新的顶层设计。现在可以看到，中央成立的各领导小组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顶顶层”设计，此外还有重新设定全国人大的作用、强调落实法治并且改进司法制度。这些都是顶层设计，都为了整体国家民众之利益。顶层设计重在最高领导机构的权力结构重建。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9个常委，每人

4、管一块，这种分权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的例子。分权也有实际效用的差异，邓小平当年的地方分权令地方和企业改革动力充足——这是有效分权。相较之下，十八大之前应称之为“分散”而非分权。如果西方是三权分立，那么此前中国是“九权分立”，十八大之前的国家管理低效。我想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自身也有体会——他们十八大之前就在政府中。十八大后，这种“分散”状态已经被打破，改变的方式即为“集权”。有人担心是否重现过去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个人集权，但我认为现在是体制上的集权

5、而非个人的集权。以习近平担任组长的4个领导小组而言，以前的领导小组也很多，但是组长、副组长以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公开。相比之下，现在都正式公开了，正式化意味着可以制度化，非正式的组织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作权力的媒介。新的最高权力运作改变了过去各人管一块的模式。在4个最高领导小组中，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常委分配到不同的组中，有效提高了协调性。不然中国好多事情都没法协调，外交不协调，内政不协调，利益掣肘之下难以推动改革。同时出彩之处还在于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了，习近平站出来表示承担组长一职。可能是习近平的个性原因

6、，但是我觉得很好。在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国家中，总统和首相都是负责人。有官员曾私下对我称赞“集体总统制”好。但是任何制度都得有人出来负责，以前的分权制度没有人负责。因此，现在的制度化集权非常好。十八大后习近平表示“肉吃完了要啃骨头”。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很穷，穷则思变。现在要改革，既得利益群体不想改，他们过得很好。此时，只有集权才能打破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打破寡头。反腐反寡头即便现在，中国仍然继承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在经济领域每一块存在一个寡头。这种情况也见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最典型的莫过于俄罗斯的

7、石油寡头。乌克兰现在的问题也是寡头问题。世界媒体都认为乌克兰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干预，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经济寡头变成政治寡头。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寡头之间相互斗争，因此国家毫无希望，证实了内忧才会导致外患。十八大前，我们观察到有些经济寡头正在转向政治寡头，开始干预政治。一旦他们转向成功，中国也会陷于泥潭。此前，我认为十八大以后改革动力仍然不足，主要也是基于对既得利益群体长大的判断。我曾感叹毛邓以后的一些领导人似乎没有大局观念了，都是以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小圈子利益为主，周永康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毛也犯了很多错

8、误，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为了整个社会和国家。令人吃惊的是，新政府看到了利益集团成长将带来的危害，这两年新政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寡头，而反寡头最重要的方式即反腐败——也是本届政府最令人称道的工作。这次反腐败区别于以往的特点也在于集权。反腐败一定要集权，不然既得利益集团比反腐机构的权力还大，何谈反腐？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在反腐，但是反腐败部门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