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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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节录）精卫（汪兆铭）顷见“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三号“开明专制论”第八章，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其第一论纲云：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之理由。其发端数语曰：“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嗟夫，论者亦中国之一人也，而乃为是言，是乌可以无辨？方吾之为此驳论也，下笔时，心滋不悦。盖论者吾仇也，非私仇，乃公仇也。与吾仇笔墨相见，非余所欲也。然吾之为驳论也，非第欲以折论者，将以质诸天下之人，而决其是非也。故论者虽吾

2、仇，姑强抑吾怒，平其心以立于相对辨论之域。于是当定驱论之范围，原著有云：“请先将波伦哈克学说，及此数纸中狂夫之言，一一遵论理，据历史，推现象，以赐答辨。”又曰：“答辨本章，固所欢迎，若欲驳开明专制论者，则请俟全文出版，乃赐教言，否则恐枉笔墨也。”吾今乃即以此为驳论之范围。先辨波伦哈克之说，所以破革命不能得共和反以得专制之妄也；次驳论者之非革命论，所以破中国革命不能得共和反以得专制之妄也。此为本论之主点。中有对于论者之开明专制论，加以驳议。盖论者既盛言“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则必以开明专制望之

3、今日之政府，故吾不能已于言。固知全文尚未出版，然苟使论者见之，庶不至于枉费笔墨也。此为本论之从点。最后乃对于论者理论上不完全之点，及其作茧自缚之苦处，稍加纠正，俾今后之毋易其言也，此非本论之必要。故为附论。其他在驳论之范围外者，则概不齿及。举二例以言之：（一）论者有云：“某报（此指本报）凡发刊两号，而其文殆无不自相矛盾，如此文（此指本报第一号所载“论中国宜改创共和政体”）与前述某氏之说（此指本报第二号所载“民族的国民”论中所述孙君之言）即其极矛盾者也。”夫文成于一人之手，而自相矛盾，此可讥者也。文成于二人之手

4、，而意见不同，此不能以为矛盾也。此二论文，一为思黄之作，一为吾之作。吾与思黄之所见，不必尽同，此不能咎为党见纷歧也。使当决议时代，则定于一，而入于实行；使当讨论时代，则人各得自由以发其思。今宣示于报章者，为决议乎？为讨论乎？矛盾之诮，何无因也！故吾今为驳论，亦第就论者与吾相论难之处，为之辨诘，然使吾说果足以破论者之根据，则论者更无以难思黄也。（二）论者有诋讠其民生主义之语，当别有专论者，不在此驳论之范围。以上皆定驳论之范围，今以次入于本论。第一　关于波伦哈克学说之评论论者言革命不能得共和反以得专制，其唯一之论

5、据，在波氏学说之一片断。然则论者所以“由美洲来而梦俄罗斯者”（此论者自述，语见“新民丛报”）皆波氏为之主动也。原著辞繁不杀，而其所深恃笃信者，只波氏立说而已。然则谓波氏之说，为论者脑海之主宰，亦不为过。苟破波氏之说，则所谓“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者，其根据可谓全破，而论者亦将无他说以非难革命也。凡对于他人之说而下驳论者，与其寻其枝叶，不如叩其根据。即如波氏之说，穷革命之流弊，可谓备矣。吾若绍介他学说以与之对抗，则亦能历数革命之良果。如佛兰西法学者仙治罗氏所著“宪法要领”，即为纯粹之革命论者也。而政11

6、治学者亦谓国家至不能以改良政策达其目的时，则当以革命为例外手段，是故革命者，应于国家活动之必要而生者也。由是则历史上所示革命之良果，革命家当思循而则之，而革命之恶果，当思鉴而避之。撷其良果以鼓吹革命，与撷其恶果以非议革命，均无当也。故吾辨波氏之说，不与辨革命之流弊，而与辨非难革命之根据。波氏立说之根据，论者曾译其一二语云：“共和国者，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者也，故调和各种利害之责任，不得不还求之于人民自己之中”。此实波氏之说之根据也。彼以为共和国之人民，利益竞争，舍自己之外，更无他人能调和之，使其自力不能

7、调和，则必破坏纷扰，而不得不复归于专制。故曰：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往往酿成民主专制。其所以得为此结论者，根据使然也。今所最宜辨明者，则波氏之根据果正当否？欲下判断，当先研究波氏所云“共和国者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其意义若何，此当参考波氏所著国家论，方能得其完义者也。波氏之国家论，以君主为国家统治之主体，而以领土及臣民为国家统治之客体。其原著第二编，论专制君主政体，略谓专制君主政体之本质，在以国家之人格，归属于君主之一身，故路易十四世尝云：“朕即国家”，即此义也。然从政治上之侧面而观，则当以腓列特列大

8、王之言补之，王曰朕乃国家之从仆，盖国家乃为集合体而存故也。其第二节论立宪君主政体，略谓立宪君主政体，以国家之人格，归属于君主之一身，与专制君主政体无所异，故其归结之语曰：“国家之人格，不外于君主之国法上之人格”。是故波氏者，乃以君主与国家同一视之者也，而土地人民，则以为国家统治之客体。人民各为利益，而相竞争，君主则立于利害关系之外，而超乎其上，以判断之，故能以平衡的正义，调和社会各种利害关系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