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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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张彦一、正确的财富观：取财有道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在国家层面上，对财富的伦理评价从来就是褒义的，因为财富在国家层面上被视为“公”，但在个体层面上就要另当别论了。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是小富即安的哲学。财富多了被认为是奢侈和不必要。因而，“义”与“利”、“仁”与“富”被对立起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子则明确反对聚财集富，他认为：“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进而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表现出对财富的恐惧和担忧。自秦延续至今的义利之辩，

2、利虽不完全等同于财富，但财富却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思义为愈”还是与此对立的“事利而已”，深究起来，其实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义利分离论。义利之辩的双方都认为，义利不能两全，要么舍利取义成君子，要么舍义取利成小人。只要认为义利不能结合，“重义轻利”成为后世正统义利观的宗旨所在就是历史之必然。因为在伦理判断上，我们可以言义而不言利，但不可以言利而不言义。新中国伊始，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为建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基础，义利之辩演变成了公私之辩。在社会舆论中，许多优良品质都是和贫穷

3、联系在一起的，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就是“饱暖思淫欲”之类。唯有“公而忘私”被推崇，讲得全是“大河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因而，新中国前20年，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一以贯之地为羞于言利的财富观所左右，视“赚钱”为不义。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同上，第103页)在中国，义利观的重构是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相伴随行的。针对“不患寡而患不均”，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4、，正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性需求得到充分肯定，中国才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当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人也开始明白了“小河没水大河干，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道理。这就是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所讲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1974年，上卷，第14页）“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用途。”(斯密，1974年，下卷，第25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人对于从前一

5、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对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马克思，2004年，第3卷，第1019页）10然而，人们被压抑的利益需求为新的历史条件所激发，也带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价值现象。由于义利分离论一直未得到很好澄清，当过去耻于言利转变为如今要发家致富，淘金热中便出现了一股拜金主义思潮，傍大款、权力寻租如此等等，不少人在为富“仁”与“不仁”上失去了正确的判断。“恨人有、笑人无”，有关社会心态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复杂局面：藏富者有之，冒富者有之，炫富者有之，仇富者也有之。如此一来，厘清正确的财富观就成了当前财富哲学研究

6、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拉开收入差距是必然的，否则就没有竞争、没有效率、没有活力。与此同时，要不失公平，义利结合就成为必要和必然。因为固然“为富必不仁”的观点不能成立，但也只有义利结合，仁富才能两全。决不能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曲解为不管其实现手段的“谁富谁光荣”。“为富必不仁”的认识虽然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对此的纠偏曲解为“谁富谁光荣”而走到事物的另一个极端，那么为富不仁，笑贫不笑娼就真的会成为腐蚀社会发展健康肌体的大敌了。那么使义利能够结合的财富哲学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财”表征了

7、对利益动机和市场经济逻辑的肯定，“取之有道”则是对“为富不仁”的拒绝。现在财富分配领域为社会所诟病的乱象，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收入差距上，而在于收入差距拉大背后所折射出来的财富分配的不公上。袁隆平因其在水稻育种上的贡献获500万元巨奖，非但未见有任何人眼红，反而是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可见，现在老百姓不满和不能接受的并不是“为富”而是“为富不仁”。真正靠创造财富致富的人则是受社会普遍敬重的。换言之，有了义利结合，收入差距拉开只会导致竞争和活力，而不会导致社会心态出现如此乱像，既保证了效率又保证了公平。亚当・斯密不仅写了《国富论》还写

8、了《道德情操论》，两本书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殊途同归，相辅相成，折射出的不也正是以义利结合为圭臬的财富哲学吗？二、财富分配的根据之一：财富创造财富分配之道是财富哲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财富哲学研究财富分配之道的目的是，通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