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

《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建筑学报ARCHITECTURALJOURNAL2000　No.3　P.47-50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朱永春摘　要：作者认为，巴洛克建筑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过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与中国传统建筑合流，生成了所谓“中华巴洛克”。在中国传统建筑向近代转型时，巴洛克调和了若干冲突。关键词：巴洛克　中国近代建筑　中华巴洛克▲一、巴洛克建筑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　　巴洛克建筑17世纪初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步蜕变消失。如果将这一期间分为四个阶段，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每个阶段不同特点。　　1.明末天主教堂：西方巴洛克建筑渗入　　巴洛克建筑传入中国，是从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的。　　16世纪意大利兴起的巴洛克建筑，从建筑风格内部演变脉络看，是文艺复兴盛期米开朗琪罗风格的流变。外部环境，则是天主教会推波助澜使然。作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重要工具的耶稣会，在特伦托宗教会议(TrentCouncil,1545～1563)以后，有计划向国外渗透。其范围不限于欧洲，也深入到亚洲、美洲。明万历七年(1579)，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eRuggieri,1543～1607)首次被奉派到中国，在广东传教。此后，不断有天主教耶稣会士随西方商船来华。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利玛窦、龙华民、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等〔1〕。晚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是相当盛的，明代著名政治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宫内太监庞天寿、若瑟，都信奉了天主教。南明永历帝及皇后，也都入了教。明末清初，中国已有13个省设立了天主教堂。较有影响的如澳门大三巴教堂(1602)、上海嘉定天主教堂(1621)、武昌蛇山天主教堂(1638)、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1650)〔2〕和府右街蚕池口天主教堂(1692)。但今除大三巴教堂尚有残迹外，悉毁。从大三巴教堂残壁看，属早期巴洛克风格(图1)。耶稣会的教堂一般以罗马维尼奥拉(G.B.Vignola,1507～1573)设计的一座巴洛克教堂为蓝本，17世纪正值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鼎盛期，由此可知明末天主教堂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呈巴洛克风格。 1　澳门大三巴教堂残迹教堂建于1602年，与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同步。　　2.长春园西洋楼：中华巴洛克的滥觞　　清初至清中叶，天主教传播受到清廷限制，不及晚明广泛。但清廷任用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作官，在技术上使用。康熙《永年历法》、《皇舆全览图》、《数理精要》、《历象考成》。这些融贯中西的巨著，都有传教士参与编著绘制。也就是在这样背景下，1747～1760年，乾隆帝受西洋画的启发，命意大利传教士朗世宁(G.Castiglione,1688～1766)、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D.Attitet，1702～1768)、蒋有仁(P.M.Benoist,1715～1774)设计监造了长春园西洋楼。　　长春园西洋楼吸收了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用中国工匠、材料和工艺。这样，欧洲的巴洛克揉进了中国建筑的秩序，细部处理和工艺特征中国化了。如“谐奇趣——水法台——黄花阵”景区，运用了巴洛克庭院的布局，理景中将建筑、园林、水景、雕塑交织融汇，建筑群与外部空间被赋予动态感。但另一方面，它全部建筑被冠以等级化的中式大屋顶、主体建筑“谐奇趣”被置于汉白玉高台上(图2)、以围墙分割成若干个院落，在序列终端用于收束的北山方亭，这些仍然能感受到中国宫苑的秩序和趣味。“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景区的建筑最接近于巴洛克原貌，布局也酷似巴洛克式广场。但仔细品评，不仅发现融汇到巴洛克形态中的重檐屋顶、宝顶、鼎炉、卷云纹饰，发现中国的汉白玉雕刻、五色琉璃瓦增添了巴洛克的珠光宝气，同时也发现不同于巴洛克的一种秩序。它有一个中心，即“观水法”台上的宝座。景区所有建筑被围绕它展开：从背后用作庇护的半圆形石屏风，到前景大水法、喷水塔，以及作为远景的远瀛观(图3)。这一中心使巴洛克流动的空间凝固化了，也失去了西方广场市民性的品质。 2　长春园西洋楼谐奇趣　汉白玉高台基，等级化的中式大屋顶，仍能感受到中国宫苑的秩序、趣味。3　长春园西洋楼观水法宝座　巴洛克秩序中被赋予了中心，体现了中国宫廷建筑皇权至上。　　长春园西洋楼并非孤例。几乎同时，扬州一些私家宅园也受到巴洛克的影响〔3〕。　　清中叶以长春园为代表的西洋楼，是中国首次主动引入西方巴洛克建筑，它与中国传统建筑繁缛的细部纹饰合流，本国材料和施工工艺又使国人易摹仿。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很多呈“中华巴洛克”风格的所谓洋式建筑，都可以从长春园西洋楼中找到原型。　　3.追逐洋风：中华巴洛克盛行　　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通商口岸，西方建筑随之大量涌入中国。建筑类型也不再限于教堂，拓宽到领事馆、洋行、银行、工部局、俱乐部、商场、医院和学校等。这批建筑中，有些是呈巴洛克风格的。如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1853图6)、汇丰银行(1880)、青岛总督府医院(1903)、哈尔滨中东铁路俱乐部(1903～1906)、天津华俄道胜银行(约1900年前后)。但同时传入的还有罗曼式、拜占廷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式、折衷主义式、殖民地式等，甚至和欧洲几乎同步出现新艺术风格〔4〕。各种风格混杂之中，巴洛克并不凸显。 6　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巴洛克立面揉入中式的匾额、楹联。　　一个民族，总是有选择地从能欣赏的文化中，援引自己的精神资源。下文将详述，巴洛克是当时国人易接受的一种文化。因此，在同期中国业主兴建的所谓“洋式”建筑中，巴洛克及变体占了主流。重要实例如，清陆军部衙署(1908～1910图4)、北京农事试验场的大门和畅观楼(1906)、上海澄衷学堂(1916)、哈尔滨秋林商行(1904)、道外区红十字医院(1916)、汉口电灯公司(1905)、北京瑞蚨祥绸布庄(1900图5)、谦祥益、鲜鱼口浴池等。从建筑类型看，它涵盖了包括办公、商业、医院、学校、园林建筑等主要类型。从传播面看，甚至播及扩散到村镇。笔者在民居调查中偶然发现的安徽亳县爬子巷3号宅，将中国仿木结构门坊与巴洛克装饰装配的合丝入扣。浙江奉化县江口何村，竟看到祭祖的何氏宗祠，也受其濡染。4　清陆军部衙署主楼立面两翼山墙洋务运动及追随者，将巴洛克建筑语汇，作为一种改良的标帜。 5　北京瑞蚨祥绸布庄以“洋式”的巴洛克门面招揽生意。　　4.折衷巴洛克：巴洛克的嬗变　　约略1910年前后，上海、广州、哈尔滨、武汉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折衷巴洛克。这类建筑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外观上属于综合多种风格的折衷主义，但不同程度地揉入了巴洛克语汇，故可称之为折衷巴洛克；第二，以大型商业建筑、银行居多，采用了现代材料结构；第三，设计者从缺乏足够文化修养的营造商和工匠，转到训练有素的建筑师。　　1908年建造的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大厦，6层，由新瑞和洋行设计。它综合了过渡时期各种要素：凸凹起伏的壁柱、线脚、花纹，使繁杂的巴洛克风格仍占主导，但同时立面也启用古典三段法。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开上海之先。1917年落成的先施公司大楼，由德和洋行设计，它将一集商场、酒楼、旅馆、游乐为一体的新型商业建筑，纳入折衷巴洛克外壳。镂空的“摩星塔”，平面逐层变化(图7)。这一手法出自波罗米尼(F.Borromini,1599～1667)罗马StaAqnese教堂，在中国商业建筑中被竞相摹仿，如上海永安公司大厦(1918)、上海邮政总局大厦(1924)、上海新新公司大厦(1925)、武汉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1929)。 7　上海先施公司大楼摩星塔塔的平面逐层变化，手法出自波罗米尼。立塔除了标新立异突出门面，以便招揽生意，还用于镇风水。8　四川大邑刘氏庄园彩色泥塑，莲花等中国细部纹饰，将巴洛克式门坊装点的美仑美奂。　　纵观中国折衷巴洛克的发展，有一个大趋势，即非理性巴洛克成份逐渐减少，古典主义理性成份上升。将1908年的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与1922年哈尔滨吉黑邮务管理局大楼，或1925年上海新新公司比较，后者巴洛克手法被限制在局部，整体呈古典主义清晰、简洁、整一的品格。折衷巴洛克嬗变，预示了中国巴洛克风格的终结。二、巴洛克在中国建筑近代转型中的作用 　　巴洛克传入中国，正值中国建筑从传统向近代过渡，巴洛克参与了这一转型全过程。相比之下，与巴洛克同期传入的罗马式和哥特式，除偶见于教堂，对中国建筑几乎没发生影响。为什么中国建筑近代转型时，选择、接纳了巴洛克?　　从外部环境看，巴洛克建筑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当然得益于耶稣会传教士顽强的文化渗透。乾隆帝对长春园西洋楼的钦定，客观上起了先入为主的示范作用。　　决定性因素，还是出自巴洛克固有属性。首先，巴洛克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分崩离析，天主教神权面临生死攸关挑战之时，使这一风格潜涵了动荡时代焦燥不安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合当地国内主流文化意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引发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失落之中，国人急切地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填补支撑。于是我们看到，洋务运动及其追随者，把巴洛克建筑语汇，作为一种改良的标志。如清陆军部衙署主楼立面两翼山墙(图4)、北京农事试验场畅观楼和大门、东北迫击炮厂大门等。一些旧式商人也纷纷改换门面，以“洋式”的巴洛克门面招揽生意(图5)，一时间巴洛克式的洋式商店遍布城镇；第二，中国建筑传统与近代的冲突，很大程度在结构、材料和技术等方面，而巴洛克建筑恰恰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弹性。它可用中国工匠熟悉的砖木、砖石结构，如长春园西洋楼、清陆军部衙署、北京瑞蚨祥、谦祥益绸布庄。也可运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如上海华洋德风公司大厦、先施公司大楼、永安公司大厦。这样，巴洛克便缓释了中国建筑近代转型过程中这一矛盾；第三，巴洛克建筑形态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巴洛克从意大利传入欧美其它国家，已经出现很多变体。如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独特的巴洛克，巴洛克在中国产生变体，并不应引起太多费解。如意大利学者孔蒂认为，巴洛克“每一个独立的作品都在这众多的特色之间创立了自己的平衡，每一个国家也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这些成份。深刻理解每个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才是正确理解巴洛克艺术全貌的根本。”〔5〕第四，巴洛克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在某些观念形态的暗合。巴洛克追求运动动势，中国传统建筑很早就会运用反曲屋檐、屋角起翘等方法，使形象轻巧灵活。巴洛克一改西方古典主义以数学为基础的构图法，求助于直觉、感官、想象，而中国传统建筑历来重视感官效果，重视由实入虚、即实即虚的意象。巴洛克喜欢曲线正合中国古典建筑美学趣味，且中国工匠有处理飞檐翘角、卷杀、升起等一整套曲线化的经验。巴洛克和中国传统建筑一样饰以浓重的装饰。即便是西方雕刻手法使巴洛克出现的凸凹起伏立面，也很容易被国人误读成梁架形象的变异。总之，巴洛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人变化的精神状态，其形态又与传统建筑存在某些暗合而易接受。特别是，中国工匠能得心应手地将某些巴洛克语汇，转换成传统建筑话语，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中华巴洛克表现出相当的创造性。　　巴洛克调和了中国近代建筑转型过程中若干矛盾冲突。它能在国内广泛传播和发展，并非偶然。三、中华巴洛克的特征 　　1.揉入中国传统建筑细部纹饰　　巴洛克繁缛的雕饰，与包括民居在内的中国传统建筑丰富的细部纹饰，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使得中国工匠能驾轻就熟地在巴洛克中揉入传统建筑细部纹饰，常见的有字匾、雀替、望柱、卷草、三福云、垂莲、云纹、万字纹、寿字纹等。典型实例如北京农事试验场大门，于巴洛克式门坊中揉入碎密的传统建筑云纹、游龙等，流传甚广。北京瑞蚨祥绸布庄是本世纪初中国新式店铺的代表，它于巴洛克门面中渗入了中式匾额、壶门、松鹤图和莲花、牡丹花饰(图5)。笔者还见到将传统漏窗嵌入巴洛克立面的作法，显示出相当的创造性。　　2.多样化的传统材料与工艺　　丰富的传统材料与工艺，是中华巴洛克另一特征。　　琉璃瓦和汉白玉石雕，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精粹，它们用于中国巴洛克建筑，可以追溯到长春园西洋楼。琉璃和汉白玉雕饰，增添了巴洛克豪华气质。如武汉大学体育馆，不仅屋顶用绿色琉璃瓦。在巴洛克式山墙，也局部饰以琉璃瓦披檐，成为巴洛克式立面构图重要手段。北京瑞蚨祥绸布庄，鲜鱼口浴池等建筑繁缛的立面，则镶嵌以汉白玉石雕。灰泥装饰及砖雕，在一些中小型巴洛克建筑中极普遍。四川大邑县刘氏庄园，以彩色泥塑将巴洛克风格的门坊装点的美仑美奂，应为范例(图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清水砖作法。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在看到哈尔滨清水砖巴洛克建筑时认为：西方砖结构的建筑物多半做砂浆抹面，水泥拉毛或仿石处理外装修，这可能是因为欧美人不喜欢砖表面裸露在外的缘故，然而，在由中国工匠建设的傅家甸，“中华巴洛克”建筑的青砖外墙均不加装修。这是因为中国人同欧美人对砖的感觉有不同之处。他认为：“中华巴洛克”是中国特有的宝贵建筑样式。期望能够对哈尔滨、沈阳有代表性的“中华巴洛克”建筑进行调查、实施保护。　　3.对巴洛克语汇作中国意义的阐释　　以扁方柱将立面处理成凸凹起伏状，是意大利巴洛克建筑经典作法。但这一语汇被中华巴洛克误读成仿木结构形象，并和中国传统建筑门坊融和，成为中国巴洛克最普遍的立面形态之一。典型实例如北京农事试验场大门(1906)、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南京太平南路石坊(1913)、上海尚贤坊(1924)和四川大邑刘氏庄园(1938)等。中国门坊的形象，是由上半部“楼”和下半部仿木结构的“构架”组成。传统上“楼”常做成飞檐戗角，随着近代文化价值观的变异，这种形态显得不合时尚，被巴洛克曲线和断山花等取代。下半部则依然保留了“三间四柱”之类仿木屋架形态。因此，立面虽有巴洛克凸凹起伏雕塑感，但并不像意大利巴洛克对柱随心所欲的运用。　　在主要立面上端建镂空的塔楼，在中国巴洛克式商业建筑中很普遍(图7)。这种镂空塔楼源于意大利巴洛克教堂西立面的钟塔，原多成对出现。而在中国商业娱乐建筑中大都取单塔形式。这是因为，立塔除了标新立异突出门面，以便招揽生意，主要还是作镇风水〔7〕。这样，西方钟塔的语义，被改译成中国的风水塔。　　4.用字匾，楹联等表意　　中国传统建筑本身一般不具表意功能，这和善于用形态和雕刻传达一定意义的西方古典建筑很不相同，利用字匾、楹联等通过题辞赠诗表意，是中国传统建筑特征。这一特点，也被中国巴洛克建筑吸收。事实上，早在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建巴洛克式教堂时，便因袭了传统建筑这一作法。1853年建成的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图6)，巴洛克立面便揉入了匾额、楹联，此后，在一些中国门坊变体的巴洛克立面中，匾额、楹联更普遍。 注　　释　　〔1〕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于明万历七年(1582)来华，翌年与罗明坚同抵广东肇庆传教。龙华民(NiccoloLongobardi,1959～1654)，意大利西西里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抵华。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法国杜埃人，艾儒略(JulioAoeni,1582～1649)，意大利利布雷西亚人，均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抵华。邓玉函(JeanTerrenz,1576～1630)，巴登大公国人，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德意志人，万历四十八年(1620)金尼阁偕邓玉函，汤若望等22名耶稣会士抵华　　〔2〕即中期南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窦在此始建经堂。清顺治七年(1605)，清廷赐德传教士汤若望金一千两，于旧址改建大堂，名“无玷始胎圣母堂”。后屡经焚毁。现在南堂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建，巴洛克风格，一般认为它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中期南堂风貌　　〔3〕《扬州画舫录》可见到巴洛克对其时扬州园林影响的踪迹。窦武《清初扬州园林中的欧洲影响》一文有详论。见《建筑师》28期，1987年10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见扬秉德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六章(常怀生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5〕见弗.孔蒂《巴罗克艺术鉴赏》，李宗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见侯幼彬、张复合、村松伸、西泽泰彦主编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哈尔滨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清水砖材料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不限于哈尔滨、沈阳，极普遍　　〔7〕李英年在《大世界游艺宝塔说明》谈到，上海大世界“宝塔之建造，系用以镇压风水者”。见《中国建筑》第27期，1936■作者单位：朱永春（合肥工业大学建筑学系）收稿日期：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