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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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内的一个整体条约，而后者只有一些政治性、原则性的条款，至于涉及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内容，则另外单独形成了一个协定。有关新条约文本的起草，《周文稿》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包括1月4日周恩来起草的致毛泽东电，按周恩来手稿刊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以及2月8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根据周恩来1月4日的电报，同苏方一样，中方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也进行了认真准备，甚至讨论了进出口货物的详细清单。但是，有关新的同盟条约，中方研究的只是“同盟年限、旅顺租借期限及军港双方指挥权

2、、大连自由港、中长路合作期限等问题”。[20]这说明，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概念中，这次新条约在形式上同1945年的条约一样，即主要是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内容，还没有考虑到单独搞一个政治性和原则性的条约。因此，周恩来不可能在出发前就起草一个新的条约文本。此外，周恩来2月8日电也说，中方是1月23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条约及各项协定的。[21]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条约文本没有标明具体日期。据编者告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留着两个周恩来手写的条约文本，一个是工作草稿，一个是报给毛泽东的定稿，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这两个文本均没有标明日期，

3、《周文稿》刊登的是后者，并根据判断把文稿写作时间标为“1950年1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确定周恩来手稿的起草过程和日期。笔者把中国档案中周恩来起草的文本与俄国档案中的俄文诸本仔细进行对照后发现：首先，周文本与1月16日——这时周恩来还在赶赴莫斯科的路上——苏联外交部提交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条约定稿（第六稿）的内容大体相同：标题完全一样——“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文本第一条与苏方文本第一、二条内容相同，文字略有改动；中方文本第二条只是把苏方文本第四条“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得缔结对日和约”一句改为“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缔结对日和约”；中方文本

4、第三条、第四条与苏方文本第三条、第五条完全相同，用词都一样；中方文本第五条、第六条与苏方文本第六条内容一致。比较重要的是，原苏方文本第七条有关苏军从旅顺港撤退的日期及对1945年条约中有关旅顺、大连协定的处理办法等内容，在中方文本中完全不见了。[22]其次，周文本与俄档中1月24日23时苏联收到的中方文本（苏外交部译成俄文后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完全相同。[23]如此，情况就完全清楚了。中方文本产生的过程应该是这样：23日收到苏方送来的文本后，周恩来参照中译本重新起草了条约文本，24日夜中方将这个文本交给苏方。所以才会出现周恩来起草的文本与俄

5、国档案中1月16日的俄文本大体相同，而与1月24日收到的中文本（俄译稿）完全相同的情况。至于对俄文本第七条的删除，则与中方决定对苏联分别起草的旅顺、大连及中长路协定和议定书全部推倒重来有关。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1月25日电和周恩来在2月8日电中所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情况虽然属实，但电报只告诉了事情的后半部分，而没有提及或有意回避了苏联已经交来最初文本的内情。关于中苏条约还有一个重要文件，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补充协定》。关于这个曾引起研究者关注和争论的历史文件，因为当时中苏商定不对外公开，故始终未曾面世，直到苏联解体

6、后才披露出来。不过人们看到的只有俄国档案中的文本，而且是维辛斯基给斯大林报告的附件。[24]这次《周文稿》借刊登2月14日致胡乔木电，在注释中第一次全文发表了这个《补充协定》。[25]关于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关于中共对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和具体安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经历了1949年10月解放军登陆金门作战失利、1950年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1950年5月14日得知金日成将要发动解放南方的战役后，这些设想和安排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理解、评估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以往的档

7、案文献——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俄国的——中，对这个问题没有提供一个比较清楚的、连贯的说明。新出版的《周文稿》刊登了一些重要文献，把这些文献与研究者已经掌握的中俄史料结合起来，就可以对1949年下半年至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共关于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描述出一个大体的轮廓。1949年8月2日，中央军委在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中称，关于进攻台湾的战役，如有国民党海陆空三军大量可靠的内应，便可早日进行，“否则必须推迟到我们空海两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充分具备之时，故具体时间问题目前不能确定”。[26]8月18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军委，

8、提出“为准备攻打台湾，伞兵登陆对从海上登陆作战可能发生大的作用”，并建议准备组织伞兵和向苏联求援。周恩来第二天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王稼祥和刘亚楼与苏方具体协商。[27]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