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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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启示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强调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认为科技进步和制度变革可以解决社会各种生态问题，并将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置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体历史进程之中，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48-02 　　人类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普遍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爆发了生态危机，那将不只是中国一国的灾难，而必定是国际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灾难[1]。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严峻退化的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早在一百六十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要求人们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要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和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来实现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现实状况下，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倡导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无论是在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方面，还是在人口生产方面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然而人类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为了满足生存繁衍的需要，会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但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范围和深度上的不断延展，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变得日趋尖锐，最终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5]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大多是由于人类单纯追求近期的、直接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间接的利益，忽视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可怕后果，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对自然认识的失误必然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使自然界的资源受到破坏，自然界不胜负荷[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进行社会变革，只有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消除生态危机的隐患[7]。同时他们还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先解决人与人的矛盾问题，必须扬弃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实现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4]120所以说人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具有能动性一个的组成部分，决不能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剥离出来而谈论自然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想状态应该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因此人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从而保证人与自然的融洽。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结合不同时期生态环境的客观实际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各个时期的生态建设方针和政策，实现了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与时俱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但他们在有关水利工程、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的论述中却初步形成了生态建设的总体思路，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充分论证了交互、均衡、系统和多元等特性的经济生态思想，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总结出了生态治理的32字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则认为自然生态保护有利于祖国的绿化，并可以造福后代，因此他们克服各种困难集中力量制定了一些必要的生态保护法律，如《森林法》、《草原法》和《环境保护法》等，使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走上了有章可循的保护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生态环境建设思想进行了科学的继承，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并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对做好生态环境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先进思想，促进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发展，如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主张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在社会构建上提出了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在文明形态上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建设。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且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生态危机 更是成为世界性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核心主旨，深刻揭示了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支撑，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树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尊重客观自然规律。随着我国环境污染范围扩大、自然资源趋向枯竭、动植物物种灭绝、人口规模快速膨胀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发生，人们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而生态危机的治理最终是为了人的尊严和幸福，而不是把人降格为普通一物，不是为了让人对自然保持敬畏；实现人的价值，又必然以尊重自然规律，呵护环境为前提，特别是这两方面要作为一个整体，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一致，人道主义理想与自然主义理想统一[9]。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意味着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加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加自觉地追求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共生和谐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延续和扩展，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和前提条件。 　　第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全面的过程，必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谈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都围绕着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展开，这种扩大化的再生产势必造成生产消费能力的无限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不断深化，必然导致生态和环境问题，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出现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出现生态危机，即所谓的“双重危机理论”[10]。同时马克思还论证了对资源的循环利用，“生产废物再转为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的循环中”，使“这种废物本身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11]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变革[12]。我国现阶段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期，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不断增加，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愈加的明显，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第三，发挥计划与市场的双重优势，借鉴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和计划的双重调节，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政策和具体性保障措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起步较早，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比较多，如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丹麦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均有一些共同特点，即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高，政府对于生态建设投入和支持较多，生态产业发展程度较高，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与吸取[13]。所以我们应当立足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为根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为依托，争取尽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目标，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张剑.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1-4.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3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6]谷炜江.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J].经济纵横，2011，（12）：30.　　[7]蒋德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涵与启示[J].学理论，2012，（15）：2.　　[8]胡洪彬.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生态环境建设思想60年[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20-21.　　[9]崔建霞.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致思路径[J].教学与研究，2012，（5）：17.　　[10]张忠华，刘飞.循环经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重要实践平台[J].发展研究，2012，（6）：7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7.　　[12]刘丹，马晓辉.马克思物质循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11，（5）：10.　　[13]赵树迪.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启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5.　　（责任编辑：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