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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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对古代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寄托了士大夫阶层“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古器物学在上层与礼制改革相结合，逐渐渗入礼学传统之中，改变着士大夫对“古”的认识，导致徽宗和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最终使古器形制成为国家祀典用器的标准。同时，古器物学的成果也向民间扩散，并与民间固有的工艺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一批独特的仿古器物[1]。在制作仿古器物时，必须有具体的“样本”根据，当时人称之为“样制”、“样式”或“图样”。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为“样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发挥作用，这些都是本文着重讨论

2、的问题。一从《三礼图》到《博古图》　　北宋时期，朝廷制作礼器的样本是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聂氏《三礼图》继承了汉唐经师对于“三礼”名物制度的认识，其特点是从文献出发，通过经文和历代注疏来复原上古礼器。这样就难免出现很多望文生义的想像，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其中荒谬可笑之处比比皆是。宋初将《三礼图》定为朝廷礼乐制作的范本，并图绘于国子监讲堂之壁，享有权威地位，但学者范围内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三礼图》的问题，在传统经学体系内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求助于新的知识背景。宋代金石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更新传统礼学的任务。　　宋代古器物学的先

3、驱刘敞就是一位礼学专家，“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他收藏先秦彝鼎数十件，经常说：“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2]他在《先秦古器图》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礼家明其制度”应是古器研究的目标之一[3]。刘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学家吕大临，是理学家程颐的弟子。他博语文教学论文http://www.010lunwen.com/ywjxlw/学多识，“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4]。他曾“集诸家之说补《仪礼》”，又在家庙祭礼中使用古器，穿着古礼服[5]。可见他的古器研究更是与复兴古礼的实践相结合。吕大临的《考古图》虽然没有直接批评《

4、三礼图》的错误，但是他确立了根据器物“自名”来为古器定名的原则，实际上已经在很多方面否定了《三礼图》，在当时的学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崇古之风的盛行和古器物学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直接对《三礼图》提出质疑。比刘敞稍后的沈括，就已根据出土的“黄目彝”、“谷璧”、“蒲璧”等物，指出“《礼图》亦未可为据”[6]。受学于王安石的陆佃，撰写了《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物，与聂图大异。”[7]可见在徽宗改制之前，士大夫中间已经出现了摒弃《三礼图》，根据古器实物来绘制新《礼图》的尝试。　　有了近百年古器物学传统的支撑

5、，众家古器图的导夫先路，以及士大夫阶层高涨的复古热情，才有徽宗朝规模空前的礼乐制作。大观元年（1107），徽宗于尚书省设置议礼局，作为推行礼制改革的专门机构。二年十一月，议礼局详议官薛昂上奏：　　“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簠、簋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间，无虑千数百年，其规制必有所受，非伪为也。……今朝廷欲订正礼文，则苟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臣愚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收藏古礼器者，遣人往诣所藏之家，图其形制，点检无差误，申送尚书省议礼局。其采绘物料，并从官给，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骚扰。……”奉圣旨依所奏。[8]当时使

6、用的礼器仍然依照《三礼图》制作，要制作新礼器必须有新的样本，但是除《三礼图》之外，朝廷手中并无其他图样。北宋朝廷收藏的古器，虽然早在皇祐三年（1051）就已有图录编辑[9]，但规模毕竟有限。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皇家藏器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更没有刻意去搜集民间古器。李公麟、吕大临诸家《考古图》收录的器形，虽然可供士大夫赏鉴考究，但器类并不完整，无法与礼书完全对应；摹绘刻印也比较粗劣，器形失真较大。为了给新礼器提供可靠的样本，编纂一部高质量的“古器全集”就成为当务之急。徽宗一方面采纳薛昂的建议，派人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形；另一方面，将皇家收藏的古器编绘为《

7、宣和殿博古图》，即后来《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前身[10]。因此，《博古图》修撰的初衷，应该是为改造礼器提供一部“图样”集；在后来的实践中，它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11]。　　随后，出于收藏鉴赏和制礼作乐的双重需要，徽宗开始大规模从民间搜集古器。到政和年间，内府藏器增加到六千余件，宣和年间更是“累数至万余”[12]。从传世品和历代著录的铭文看来，徽宗朝的仿古礼器主要集中在政和四年至七年之间，这与古器“样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开的。随着大批新制礼器被用于祀典，《三礼图》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政和五年六月，校书郎贾安宅上言：　　“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

8、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间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