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教育伦理危机与课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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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进西方教育伦理精神和教育制度，建立新的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成为社会变革的一种现实需要。清末，朝廷、地方及民间都开展了新的课程尝试，但这一改造具有不彻底的历史过渡性。　　在德治至上的文化背景下，以“正己正人”为内在精神，将“三纲五常严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道德教化和道德训导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的主导思想.然而，肇始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这一变化伴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给中国传统教育伦理带来了强烈震撼.改造旧的学校教育内容、

3、建立新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课程体系，成为化解近代教育伦理危机的必然举措，体现新的教育伦理精神的课程体系也由此得以萌生。　　一、中国古代教育伦理及其课程体系　　中国古代，教育在其初，尚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久之，则逐渐为“天理人伦”之教所取代。秦亡以后，无论官学、私学，儒家经义教育都在课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教育的终极旨归是伦理性的，对上层贵族而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对下层百姓而言，在“明尊卑”、“序长幼”、“别男女”，以成“安分守己”的良民.孔子关于“弟子入则孝，出则梯

4、，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为学之道，可谓是传统教育伦理内在精神的总概括。反映在课程上，则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儒家经义教育取代其他所有课程成为唯一的教育教学内容，成为学校各种规章和活动的主题，以至于整个教育成为“维系中国古代道德社会平衡的一剂良药”。根据秦汉以降以讫于明清各时期官学、私学教材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课程可分为以下诸类.　　其一，蒙学教育课程.中国历代注重蒙学，特别是宋及其以后更为明显.宋以“文治”著称，宋及其以后，儒家学说进一步系

5、统化、精密化，教育伦理儒家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体现在课程设置上，专门的伦理道德教育课程广泛设置于蒙学教育课程中。这种课程教材内容的不同层次、特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熏染性课程，主要通过学习历史故事、俗语民谚、嘉言鼓行，让学童体会待人接物之理、为人处世之道，如南宋朱熹撰写的《小学》、吕本中撰写的《童蒙训》、程端蒙撰写的《性理字训》，明代的《日记故事》以及吕氏父子(吕得胜、吕坤)编撰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等。另一种是理性规范性课程，主要通过确立陶冶性情、修养心性、安身立命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来训导学

6、童掌握待人接物的言行准则和礼仪程式，使他们形成高度社会化的思想观念，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如南宋朱熹撰著的《童蒙须知》和《童蒙规约》，清代李毓秀撰著的《弟子规》，王相编写的《女四书》等即属于此种类型.其中，南宋朱熹撰写的《小学》对后世影响尤著，经统治者救令推崇，被很多小学确定为必修科目。　　其二，经学课程。经学课程以儒家经典为读本，通过讲诵诸经，或者通过训话、注疏，阐述经籍微言大义，使生徒深明儒家伦理道德义理，晓谕和体认“内圣外王”、“格物致知”之道。自孔子修撰“六经”、创私学、聚徒授业以来，经学即被

7、提升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并确定、延续下来。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孺家经典也被推崇为封建社会秩序的出处和根据，经学课程更是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伦理中位及至尊.汉代以后，历代官学、私学课程设置中，《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都被尊奉为必修课程，只是因社会文化的变迁，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而已。如汉魏以五经为主;唐宋扩大经学设置门类，将五经扩大为“十三经”，但大体仍以五经为主:明清科举、经学和官制三位一体，“四书五经”的独尊地位得到强化。　　其三，历史、法制

8、等专门课程。同教育伦理直接相关的专门性课程，主要涉及历史、法制两类。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记述和历史教育的民族，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历史类课程一直是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以前，所用教材多以经籍史传为主，如《春秋左传》、《三国志》等;两宋时期出现了更多更适合儿童学习的教本，如王令作的《十七史蒙求》、吕祖谦撰的《少仪外传》等。到清代，《二十二史》、《资治通鉴纲目》也开始成为地方官学所规定的教材.而从明代开始，除史之外，律、浩也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课程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