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人力资源新闻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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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裁员风潮呼唤“社会和约”2007年11月24日《成都商报》报道，一家四川企业突然宣布裁员2000人，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上周，由于国内成本的增加和对于新《劳动合同法》的忧虑，奥林巴斯等一批外资企业，决定将其中国工厂关闭，撤退到马来西亚、越南等地。新《劳动合同法》应该给无数的劳动者带来欢欣鼓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类似的“社会和约”。企业员工的收入与保障，都需要企业负担主要责任，而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实体，其承载能力有限。假如10年之后，一个企业利润下滑，或者是出现动荡，它又何以承载员工个人乃至家庭养家糊口的重负？而在一些社会福

2、利保障机制健全的国家，公民的社会保障的途径则广泛得多。在北欧一些国家，公民失业之后领取的救济金，基本够其基本的生活开支，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50%，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60%。而在以竞争闻名的美国，由美国社会保障署、劳工部、人类健康与社会服务部联合提供的各种全民性保险和福利补助，也足以分担公民的大部分社会保障，其中很多项目都是政府出资。失业保险等则由政府与企业协商，共同出资。而目前在中国，许多员工社会保障的责任，都转移到了企业身上，员工的各项保险，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员工，都是由员工个人和企业分担，缺乏公共财政的有力支持。

3、同时，更为恶劣的是，在一些地方，连数字可怜的社保基金，都被挪用。政府、企业如果不能合理分担社会福利保障责任，会使企业陷于尴尬的境地。其实很多企业并非不想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本来由多方承担的责任，现在全部压在企业一头，为自保计，企业就会想方设法规避沉重的责任。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克里斯蒂娜，在面对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和能源短缺等诸多挑战时，承诺进行几大领域的社会变革。阿根廷主要工会的领导人计划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资20%的要求。克里斯蒂娜的对策是在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制订一份“社会合约”。在此和约中，政府、企业、工会都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让步，以提高国民收入，缓冲通货膨胀

4、的压力，抑制社会动荡。建立类似的“社会和约”，或许是类似问题的解决之道。目前，中国政府也比以前更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个系统。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收入每年都超收5000亿元以上，去年更是收入突破30000亿元大关，超收7000亿元，在财力充足的情况下，如果未来的财政开支逐步向社会保障上倾斜，则或可收意外的功效。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建立由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性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和约”，而非将责任全部转移到企业身上，才可能接出真正的善果。否则，企业迫于对重负的恐惧，索性一逃到底，受害的还是广大的企业员工。政府的归政府华为的归华为从华为员工集体辞职事件

5、看《劳动合同法》催生的“话语泡沫”华为员工“辞职”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无非是由于华为公司的名气，由于牵扯到大约7000名员工，还由于《劳动合同法》施行在即。执行法律和规避法律是相辅相成的；“规避”或“应对”法律不但不等于违法，而且还可以促进法律的完善。近来，华为公司“辞职门”事件(大约7000名在华为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主动”请辞)沸沸扬扬，媒体、学者、律师众说纷纭，某些官员闪烁其词；而事件当事人——华为公司的有关人员则否认此事件是为规避将于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的进步考虑到时机的敏感性，华为公司此举是否与《劳动合同法》有关

6、，恐怕是不言自明；纵然华为公司有关人员一脸无辜，但公司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实际上，见诸报端的，不乏抨击之辞。当然，也有个别人的解读相当“有才”：华为不过是通过集体辞职事件变相给员工发奖金(达10亿元之巨)，还节约了大笔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般认为，上述事件可能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关。尽管有学者一再强调，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等于终身合同、签订此类合同的员工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工”，而且此类合同在法定条件下亦可解除；但无论就人性还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而言，学者不可能比企业更关心“资方”自身的利益，何况，无论根据《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

7、》，企业提前解除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非易事。因此，企业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恐惧自然有其道理。深入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中国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立法的沿革过程。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软性条款，因为它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设定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前提之一。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8、劳动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