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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有死的权利伊齐基尔·伊曼纽尔 在美国,有关医生协助自杀和自愿安乐死的辩论很愉就要进入最重要的阶段。去年春天,第二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宣布了意义重大的判决,废除纽约州和华盛顿州禁止医生协助自杀的法律。尽管这两家法院的判决强调的是医生协助的自杀,尽管这种自杀与自愿安乐死之间有重大差别,但是赋予医生协助自杀以合法性的法律依据,几乎可以肯定也会适用于自愿安乐死。最高法院已受理对这两家法院的判决进行复审,在等待最高法院今年作出判决期间,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辩论必将日趋白热化。 所谓医生协助的自杀,是指医生提供致死的药物,例如巴比土酸盐,但由患者自行了结性命。而自愿安乐死则指医生确定患者的
2、确想要结束自己生命后,采取行动使患者死亡。这两种术语不适用于患者拒绝使用生命维持技术,例如人工呼吸装置或人工营养装置,也不适用于患要求撤掉这类装置;多年来,美国全国已在道德和宪法上认可了这些作法。这两种术语也不适用于人们有时所说的间接安乐死,即让患者服用主要用于镇痛,但可能有致死性副作用的药物,而医生对此十分清楚。这种作法也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得到了认可。 第二和第九巡回法院的法官们在作出判决时,对积极介入造成死亡的实际情况或可能的氛围提出了一些想当然的假设。他们的判断所根据的是对历史的误解,对调查数据的错误理解,错误的论据,和纯粹的错误信息。 谬论一:主要是由于生物医学技术(特
3、别是生命维持技术)的进展,使公众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和自愿安乐死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死因改变、医学进展和新技术开发,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权利,使个人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迅速结束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帮助以平静而体面地结束生命,而满足这种要求的能力也大有提高”(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自西方医学二千多年前问世以来,医生协助的自杀和安乐死一直是医生们面临的道德难题。今天无论是认可、还是谴责这两种作法的论据,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问世之前,都已有人提出过。古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医生,“无论任何人提出要求,也不要开出致命的药方,也不得作出有此含义的暗示。”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医生们通常
4、对足部感染、胆结石、癌症和衰老等疾病的患者实行安乐死,或帮助他们自杀。实际上,在古希腊医学界就安乐死是否道德展开的辩论中,希波克拉底誓言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 即使在美国,安乐死合法化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公众一直就此展开辩论并表示反对——第二和第九巡回法院并未提及这一事实。美国现代社会关注安乐死始于一八七)年,当时,评论家塞缪尔·威廉斯(Samuel Williams)向伯明翰思辩俱乐部提议,允许“对所有毫无痊愈希望和痛苦异常的患者”实行安乐死,使之“迅速和无疼痛地死亡”。“无疼痛”一词至关重要:安乐死的想法风行现代社会,并非由于虽可延长寿命但却带来痛苦的新技术,而是由于发明了新药
5、,如吗啡和各种各样的麻醉剂,它们能解痛,也能使人无疼痛地死亡。在随后的三十年中,流行杂志和书籍一再转载萋廉斯的提议,著名的文学和政治刊物连篇累牍地讨论这一提议,美国各医学学会和非医学专业协会也就此展开了辩论。一九)六年,在俄亥俄州议会开始讨论“一项涉及给受了致命伤和患有不治之症者服用麻醉剂类药物的立法”(一项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之后,这一辩论达到了高潮。就这一议案的是非曲直展开的辩论持续了数月之久,极力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纽约时报》,以及一些医学刊物,不异篇幅广泛地报道了这场辩论。俄亥俄州议会压例多数否决了这一议案,从而使这场涉及安乐死的辩论告一段落。 由此可见,在发明青霉素(一
6、九二八年)、呼吸机(一九二九年)、透析装置(一九四五年)和其它生命维持技术前几十年,美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已就医生协助的自杀和安乐死进行过认真的讨论。这些讨论使用的语言与今天一模一样——“患者的权利”、“解除痛苦和免受折磨”以及“失去尊严”等。实际上,生命维持技术不应使人感到有必要实行医生协助的自杀和安乐死,而应有助于避免这种作法。那些依赖技术维持生命,并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患者,已经拥有得到认可的宪法权利,可以停止使用从人工呼吸装置到抗生素的一切维持生命技术。他们并不需要医生协助的自杀和安乐死。 谬论二:人们普遍赞成使医生协助的自杀和安乐死合法化。“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允许医
7、生为那些病入膏肓只求速死的患者提供帮助。”(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的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医生协助的自杀和安乐死——实际上,他们近二十五年来一直支持使这种作法以合法化。但是,这种支持既谈不上强大也谈不上坚定。对民意调查数据作一些认真分析就能看出,存在着“三分法则”: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支持合法化,三分之一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合法化,另外三分之一在少数情况下支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 如果抽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