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建国后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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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讲建国后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一、“十七年史学”的理论发展与偏颇（一）关于“五朵金花”的争论1、“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参见《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2、“五朵金花”的意识形态使命古史分期问题：“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关注的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并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主要说明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即中国历史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

2、论所规定的路线前进，这一理论具有普世性。农民战争问题：主要目的是为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承担着同样的意识形态使命。3、原因第一，权力中枢（主要是毛泽东）对史学的兴趣。毛泽东对史学的期待是注重现实、推崇致用。他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见解成为史学界的轴心，指导、规范、覆盖着中国史学界，传播、阐释、学习这些见解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的史学论战都与毛泽东的这些见解有关。第二，“五朵金花”的绽放也来自于当时学者们对现实政治的全神贯注，养成了以服务现实为荣、以脱离现实（考据）为耻的治学取向和学术环境。4、“五朵金花”问题与“欧洲

3、中心论”“五朵金花”的共同特点：“以论带史”，用中国的史料与事实来印证西方历史模式或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的某些论断，将西方模式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将中国历史和史料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西方模式的问题：是东方主义的产物，是从西方的幻觉出发对东方历史的一种重构。东方主义是“西方控制、重构和管辖东方的一种方式”，是西方关于东方世界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意象和幻想。”（参见萨义德《东方学》，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等）东方主义对东方历史的想象是：以严格管理“水利”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固结合和反

4、商业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以村社为实体的公有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长期停滞、没有发展。与此相伴的观念，就是反复毁灭与重建，“野蛮”、“愚昧”、“未开化”或“半开化”、“残忍”、“普遍奴隶制”等等。结论就是：东方需要西方来拯救，东方的一切民族要么灭亡要么西方化，没有其他选择。这样，东方的历史与未来就被纳入了西方的轨道。从本质上说，这种模式和理论是“欧洲中心论”的派生物。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不幸的是，中国史家在当时相信这个模式和理论，并将之简化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样，当西方历史成为“标准”和“正常”之时，中国历史就成为“特殊”、“例外”和“早熟”的了。中国历史的意义只有在

5、和欧洲历史进行比照时才能被发现，从而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马克思的东方理论也是在他的时代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假设之上建立的，不管他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不过，我们在指出这一点时，要充分肯定马克思理论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人类学、社会学价值。5、“五朵金花”的学术价值“五朵金花”虽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并承担了相应的使命，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比如古史分期问题，使本来资料最为贫乏的先秦、秦汉史率先得到最为清晰、精细、深入的清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直接催生了明清社会经济史这个研究领域，并取得了海内外公认的学术成就；农民战争问题使以往受到忽视的

6、下层民众的各种材料得到重视和整理，与国际史学倡导的“由下而上地看历史”潮流不谋而合。而且，从这一时期唯物史观派的总体治史理念、为学旨趣、作业方式来看，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重视由下往上看，等等，都与年鉴学派属于同一种研究范式。这一点也是应当看到和肯定的。（二）1958年“史学革命”对当代中国史学方向的影响总体认识：从1949年至80年代末期，中国史学思想的基本冲突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50年代前期，“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较量，主要表现在历史主义对“片面反封建”（流行阶级观点的要旨）倾向的有效抑制上，历史主义思潮处于主流

7、地位；1958年的“史学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倾向的恶性复活，历史主义原则在这时丧失了任何约束力；60年代初期的史坛趋向，是全面走出“史学革命”，历史主义这时又成为人们清算所谓正统论点的利器，“阶级观点”一时声名狼藉；从60年代中期起，“阶级观点”开始全面反扑，“回到物五八年去”（即回到史学革命）成为“文革”前夕及“文革”十年史坛的基本趋向；“文革”结束意味着那种庸俗、狭隘、荒唐、片面的“阶级观点”控制、危害史坛的局面结束，历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