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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谐与有序：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徐桂红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而于孔子本人来说,他的一切思想学说乃至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个稳定、和谐有序的太平盛世。从孔子的这一终极目标出发,才能全面而真实地理解孔子的整个学说。（一）孔子处于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动时期。这种变动即乱世总是伴有战争、暴力、民不聊生、道德沦丧等灾祸。孔子对这一切深为忧虑,他考察了历史的不同阶段并做出比较,力图从历史的借鉴中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保存在《礼记·礼运》里的孔子回答官僚问的一段话中,可看出孔子的态度:“孔子曰:大道
2、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已,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从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3、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孝其信,著有过,刑仁进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天下有道的社会,人伦道德皆值得赞赏,人际关系和睦,社会管理者唯贤是用,而至阶级社会,人各有私欲,道德状况不比从前,所以有了礼义制度。“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禹、汤等帝王治理国家,都是依礼而行的。孔子自己虽未见到“大同”社会的“大道之行”和夏殷周王治国英才,但却有此大志。孔子还比较了夏殷周三代的不同社会特点。《礼记·表记》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
4、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夏代顺应规律,依必然性而行事,商代敬神,而周代尊礼尚施。周礼所遵循的是亲亲、尊尊,以仁义为其内容“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周人否定殷人的尊神,改为尊礼尚事,强调人事,这一点为孔子所称道。孔子说:“殷固于夏礼,所损益可知矣;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为政》)周礼通过对夏礼和殷礼的保留与修改,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内容与形式,从而被孔子选择,用以改变“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
5、。在孔子的心目中,周礼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及其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和道德伦理规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所以,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是“克己复礼”。他教导人们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对周礼所怀的敬意与追求,实质上是对周代道不拾遗、民风淳朴、遵守礼节的安定局面的憧憬,他所谓的“从周”和“尚礼”实质上是追求太平、和睦的社会局面,反对暴力和动乱。孔子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为“天下无道”。无道的最明显特征是大量“僭越”现象的出现。孟子形容当时的状况:“世衰道微,邪说
6、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仅《春秋》记载，国君被弑者就有三十六人。孔子是站在周天子立场上修订《春秋》,进行拨乱反正的。可见,孔子恢复周礼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为维护已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也非主张社会倒退,而是知识人士忧国忧民的一份良知。在这份良知的驱使之下,他确立了自己追求和平理想社会的目标。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很注重现实。一方面,从他主张对“周礼”可以有所“损益”,可见他并非食古不化。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孔子对“礼”的前景没有估错。而且,与老子不同的是,孔子虽然也
7、对现实不满,也崇尚原始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但他并不主张退回到原始的“小国寡民”社会中去,而是抱着“君子从时”的态度,顺应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孔子没有超前于时代,去建立一个民主、平等、博爱的理想国家,而是参照历史,尊重现实,力图寻求一条“复礼”的途径,将乱世所带来的灾祸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公所言孔子“居乱世而志在太平世”是准确的。随着战乱的结束与和平的到来,孔子思想的作用逐渐显示出来,因而能够被历代统治者接纳、改造和利用。（二）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自诸候出,盖
8、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要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必须先从“正名”入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