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刑事政策价值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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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矫正刑事政策价值考察早在1800年，德国学者费尔巴哈就曾提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虽然界定尚不充分，但也指出了犯罪、惩罚措施（刑罚）与刑事政策之间的连带关系。自有犯罪以来，人类一直在不懈研究犯罪及其惩罚措施的预防作用，试图探索到更为科学的刑事政策而更有效地控制犯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因此尝试过不同的反犯罪策略，而社区矫正，正是人类在长期思考和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历史和事实有力地证明：作为人类以最宽容的胸怀挽救自己误入歧途的同类的行刑制度，不论是从犯罪人的回归还是犯罪人所在社区自治能力的增强，社区矫正确实是充满了生命力、

2、前瞻性、人性化和富有成效的刑罚制度，是人类追求刑罚最大效益的明智之举。归纳起来，社区矫正作为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的刑事政策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社区矫正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变得容易　　（一）为犯罪人再社会化提供正常的社会环境　　一个人再社会化的实现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强制的。在生活的急剧转变中，一个人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而适应另一种对他来说全新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个过程是主动的和积极的（如居住地的变更），就是自愿的社会化；如果是被迫的（如对犯罪人的教化），就是强制的社会化。监狱改造便是一种典型的强制社会化形式，这种再社会化过程由于是采用高压和强迫的手段

3、，且在严格监管的氛围中进行，个人的参与是完全被动的，因此效果非常有限，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加之监狱社会与正常社会存在巨大差异，即使犯罪人在监狱中已被改造好，回到社会后对新的环境和新的人际关系仍然需要重新适应。换言之，监狱与社会乃不同的环境，决定了出入其间的人必须要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介于两种环境的交界时期，学习新的行为规范和处事方式，养成新的行为习惯和培养新的价值观念，是刑满释放人员必须面对的功课。所以，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理想环境是正常社会，而不是监狱社会，德国学者阿沙芬堡曾对此诠释到：“犯罪现象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并从社会中不断吸取新的

4、养分。只有在社会之中，并且与社会的因果关系中才能形成犯罪行为……”[1]大意是说，犯罪和犯罪人在社会中产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防止和改造，想要矫正犯罪人，也必须在社会之中才能达到目的，因为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既然在社会中迷失了方向，只有让他们回到社会才能真正重塑人生。　　而社区矫正制度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让犯罪人居住在社区，这样做对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好处有：第一，使犯罪人能保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人人都需要有一种归属感，犯罪人也不例外。与家人朝夕相处会使他们感到安全、踏实和放心，更有利于他们反思自己的问题。由于家庭温情的感化、家庭成员的帮助和监督以及家庭

5、责任感的启发，犯罪人更能改邪归正和保持良好行为习惯。第二，使犯罪人能保持正常的社会联系。监禁让犯罪人远离自己熟悉的社区和人际网络，与社会的联系戛然而止，某一天，当服刑人员从监狱归来，会发现许多社会联系已经永远中断，即使有的还能勉强重建，交往频率和感受也大不如前了。而社区矫正让犯罪人住在原处，有机会继续担任原来的社会角色，这使得他们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得以持续进行，有利于其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三，使犯罪人不致丧失工作和教育机会。在社区矫正制度中，即使是被判“社区服务刑”的犯罪人，通常都不是“全职”地服刑，他们可以照常工作，照常到学校念书，只需要接受矫正工作者的监督和询问，以及

6、按要求汇报自己的有关情况。总之，社区矫正制度下的犯罪人可以继续自己的正常生活，能够在基本正常的生活环境中反省和修正自己，使重新做人的想法付诸实现；也使他们能满足自己的基本心理需要和物质需要，从而腾出心理空间和情绪空间，调整和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　　马克思曾经说过，“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天性”。[2]而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为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提供正常的社会环境，在犯罪人与社会之间缔结一种积极的关系，正是社区矫正的追求和优势所在。　　（二）使矫正对象免受犯罪亚群体的消极影响　　俗话说：

7、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思是说，跟什么人在一起，就难免会受到什么人影响。同理，与犯罪人在一起，就难免不受到其犯罪思想和犯罪观念浸染。如果让更多的犯罪人集中在一起，让其自由交流犯罪技术和心得，不难想象，犯罪人必然会受到犯罪亚群体的不良影响，从而增加矫正难度。　　社区矫正使犯罪人分散居住于原来的生活环境，并禁止其同有不良行为者交往，从而令他们与犯罪亚群体隔绝开来，远离和避免犯罪亚文化的消极影响。所谓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