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赐死制度之演进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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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赐死制度之演进与适用陈玺*目次一、唐代赐死程序规则二、赐死制度实质规则三、唐代赐死涉案罪名四、唐代赐死制度特征五、结语摘要唐代在尊奉古礼、优崇衣冠原则指引之下，对赐死制度进行了完善，其执行程序由宣敕、监决和行刑等组成，在施刑、待遇、葬事等方面显现出与普通死刑的重大差异。赐死始终与唐代宫闱政治直接关联，于律令规定之行刑时限、死刑覆奏、左降流贬等制度多有变通，并对五代、两宋法制产生直接影响。关键词赐死诉讼程序刑罚执行诉讼惯例《唐律疏议》《狱官令》赐死是古代适用于官僚贵族的死刑执行方式。与绞、斩等处断方式相比，唐代赐死制度内容繁

2、杂，程序严格，牵涉广泛；在具体执行中，又对律令规定之行刑时限、死刑覆奏、左降流贬等制度有所变通。学界关于唐代死刑的讨论由来已久，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然关于赐死问题的专门研究，迄今惜未见及，赐死之程序规则、实质规则、涉案罪名、主要特征等基本问题亟需查明。因此，有必要博稽史料、类比分析，从实证角度探究唐代赐死制度，以期客观认知古代刑罚兴替践行的历史进程。上古已降，常规死刑皆公开执行，商周时死刑统称“大辟”，须刑于街市，“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2〕秦汉之际，死刑概称“弃市”，“市众所聚，言与众人共弃之也

3、”。〔3〕隋唐律典法定死刑为绞、斩二刑，“凡决大辟罪皆于市”。〔4〕可见，唐代死刑公开执行制度与上古、秦汉一脉相承，其中涵盖昭示罪恶、明*陈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隋唐五代民事诉讼惯例研究”（项目号2013JK0077）和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项目号10CFX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1〕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元军：《刘泊之死真相考索》，载《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许仲毅：《赐死制度考论

4、》，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赵旭：《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载《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胡兴东：《中国古代死刑行刑种类考》，载《云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王平原：《死刑诸思—以唐代死刑为素材的探讨》，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六《秋官•掌戮》，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7页。〔3〕（汉）刘熙：《释名》卷八《释丧制》，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1页。〔4〕（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

5、六《尚书刑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9页。正典刑、辅弼教化三重社会功能。“王族刑于隐者，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5〕商周之际，以“亲亲”、“尊尊”为精髓的宗法等级制度逐步确立，血缘亲疏与身份差异成为影响刑罚执行的决定性因素。西周时期，形成专门适用于官员贵族的“八辟”〔6〕原则，大夫以上贵族“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7〕贵族阶层犯罪当依法议减，即使身犯死罪，仍应享受秘密处决的优待。《周礼》记载：“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8〕相比之下，自尽最能保全贵族体面及尊严，不

6、令众庶见之，与受戮于吏完全不同。〔9〕由此，赐死逐渐成为君主宽宥死罪臣僚的重要措施，并对秦汉以后的死刑制度产生直接影响。唐代在尊奉古礼，优崇衣冠原则指引之下，对赐死制度进行了完善，据开元《狱官令》：“五品已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10〕此为唐代赐死之基本规定。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六典》又以此为基础，对唐代死刑执行制度予以规范：凡决大辟罪，皆于市。五品已上犯非恶逆已上，听自尽于家。七品已上及皇族，若妇人犯非斩者，皆绞于隐处。（原注：古者决大辟罪，皆于市。自今上临御以来，无其刑，但存其文耳。决大辟罪，官爵五品已

7、上，在京者，大理正监决。在外者，上佐监决。余并判官监决。在京决者，亦皆有御史、金吾监决。若囚有冤滥灼然者，听停决奏闻。）〔11〕至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请，又将五品以上官赃罪抵死者明确纳入赐死范围，“犯赃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12〕从令典文本层面，仅可知唐代赐死官员身份与赐死场所之大致规定，如从司法实践角度切入，依托史籍文献与墓志材料，则赐死制度之执行程序、实质规则、涉案罪名等问题几可厘清。一、唐代赐死程序规则（一）发布敕令发布诏敕为赐死之首要程序。唐

8、代诏敕发布甚为严格，大致遵循中书草拟，天子画敕、门下封驳、有司施行的程序，赐死诏敕亦应严格遵循上述规则。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四月庚午，或告凤阁侍郎刘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