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工业化进程经济结构变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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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岸工业化进程经济结构变迁分析6611两岸工业化进程经济结构变迁分析原载《统计研究》2004年第4期「关键词」工业化进程/结构变迁/两岸比较建国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大陆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为世人所钦佩，同属中国的台湾则已成为了一个举世公认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也是结构不断变动和调整的过程。经济结构作为以往工业化的结果和未来工业化的基础，已成为判断工业化成果的根本标志。这种工业化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产业的产值构成与其相应的劳动力构成的协调性；二是各产业尤其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渐趋一致性[1

2、].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两岸工业化结构变迁的差异性，这对两岸在未来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再创中国人的新业绩具有现实的指导一、两岸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及其协调性分析（一）中国大陆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变迁中国大陆经历了50年的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得到不断调整和提升，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有了显著的提高，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现已发展成为农业——工业化大国。综合分析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发现，劳动力结构变迁却滞后于产值结构的变迁[2]（见表1）。表1中国大陆不同时期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对照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

3、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52～2002年。表1显示，50多年来，中国大陆第一产业GDP比重从50％下降为15.23％，而劳动力比重则从83.5％降为50.6％；第二产业的GDP比重从20.9％上升到51.5％，而劳动力的比重则从7.4％升至22.8％；第三产业GDP比重从28.6％升至33.62％，而其劳动力的比重则从9.1％上升为28.1％。换句话说，50年来在中国大陆工业化进程中，导致GDP结构从50.5∶20.9∶28.6转变为15.23∶51.55∶33.32，而劳动力结构从83.5∶7.4∶9.1转变为49.1∶

4、22.8∶28.1.这说明中国大陆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得到了相应调整，二、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已经由50年代初落后的农业国演变为一个新的农业——工业大国。但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之间失衡的问题，劳动力结构的变迁远远落后于产值结构的变迁。（二）中国台湾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变迁中国台湾经过50年已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或者说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台湾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其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相对协调[3]（见表2）。表2中国台湾不同时期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对照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5、台湾经济年鉴》1952～2002年相关资料整理。表2显示，中国台湾在工业化的同时，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都有显著改善。中国台湾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和农村大批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工商部门，工业产值比重和工业就业比重同步上升，农业产值比重和农业就业比重同步下降。1953年农业产值和就业比重高达34.6％和59.9％，工业产值和就业比重为21.3％和9.8％，1963年农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分别下降为23.25％和44.9％，分别下降了12.4和15个百分点。而非农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相应的百分点。1974年，工业就业

6、比重超过农业，农业占30.9％，工业占34.55％；1978年，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降为9.38％，（低于10％），农业就业比重则降为18％；到2000年，中国台湾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调整为2.5∶34.8∶62.7，而就业比例调整为7.3∶39.2∶53.5.（三）两岸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协调性比较分析1.两岸第一产业的产值份额与劳动力份额差异性比较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同时下降，前者慢于后者。两岸相比较中国台湾劳动力份额下降幅度大于中国大陆（见表1、表2）。如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2000年，两岸第

7、一产业份额下降了30个百分点左右，但中国台湾劳动力份额下降了52.6个百分点，比中国大陆高出18.2个百分点。可见，在两岸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产值份额下降时，中国台湾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份额多于中国大陆。说明中国台湾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更协调。这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工业化进程慢于中国台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中国台湾，满足工业化需要的劳动力（农业的四大贡献之一）相对不足。二是因为中国大陆长期实行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农业以外的产业

8、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不足，工业化主导部门选择不太合理。2.两岸第二产业产值份额与劳动力份额差异性比较一般而言，工业化导致第二产业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同时上升，后者上升得快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