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到“玩物”:明代器物鉴赏的转变

“格物”到“玩物”:明代器物鉴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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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物”到“玩物”:明代器物鉴赏的转变 从“格物”到“玩物”:明代器物鉴赏的转变 从“格物”到“玩物”:明代器物鉴赏的转变 2009年1O月第23卷第5期艺术探索ARTSEXPLORATION,JOURNALOFGUANGXIARTSCOLLEGE0ct.2()o9V01.23No.5从”格物”到”玩物”:明代器物鉴赏的转变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摘要】中晚明时期,对器物在审美和日常使用上的评价渐渐成为以文人为主的器物鉴赏主体的关注点.中晚明文人开始强调在器物赏玩中获得审美体验,发表了大量对于器物装饰,陈设的言论;同时,他们也肯定通过日常物品营造一种闲雅,舒适的生活环境能够对人起到调节身心的作用.这足以说明中晚明文人已经打开了一个观看物质文化的新视野,使实用美术品第一次作为服务于生活的设计物进入审美和批评的范围.[关键词】格物;玩物采真;借怡于物;自适;适用[中图分类号】J12O.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OO3—3653(2009)05—0033—03【收稿时间】2009—06—13【作者简介】彭圣芳(1978-),女,设计艺术学博士,广州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设计历史与理论.一,明代器物鉴赏的兴起和发展明代器物鉴赏脱胎于宋元金石学.为考证文字,证经补史,研究古代器物,碑刻的金石学在宋代开始兴盛.北宋刘敞最先对古代器物产生研究兴趣,《宋史?刘敞传》记其”尝得先秦彝器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欧阳修也致力于对金石的拓片加以着录,考证.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器物的年代判断,辨伪鉴定,分类命名等活动渐次展开.北宋中叶的文人,如梅尧臣,蔡让,米芾等都雅好鉴赏古代器物,考辨书画碑帖,笔墨纸砚.《集古录》(北宋?欧阳修),《考古图》(北宋?吕大临),《宣和博古图》(北宋?王黼),《金石录》(南宋?赵明诚),《洞天清禄集》(南宋?赵希鹊),《云烟过眼录》(元?周密)等即是这个时期金石考古学的成就.除了着书记述古代器物的类别特征,图案纹章,总结鉴定真伪的经验技巧,宋元朝野上下还热衷于收藏古代文化遗迹.赵孟颁建”松雪斋”“欧波亭”收藏古今图书,碑帖书画;倪瓒筑”清秘阁”收藏图书彝鼎,字画古琴;元文宗图帖睦尔建”奎章阁”收藏书画古器,与收藏鉴定家柯九思等常聚阁中讨论法书名画.总之,宋元金石学的研究活动在于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对古器物的鉴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释以及参照古器物和金石文字来考订历史.尽管博古,考古,集古之风在明代文人中继续发展,并成为文人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表现出从辅助经史研究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文化时尚的新动向.这种发展和转变的倾向在南宋赵希鹊的《洞天清禄集》中初见端倪,并在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明中叶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中得到继续,经过中晚明的发展,赏玩器物已然成为当时文人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从经史研究向美术品鉴定,欣赏和批评的转变.具体表现于鉴赏活动主客体的变化:一方面,明代文人成为器物鉴赏最权威的主体.和宋元时期不同,明代宫廷对美术品的收藏和研究比较疏忽,明朝宫廷内府的收藏品甚至也无系统着作加以记录和整理.与此相反,明代文人着述记载美术品收藏,鉴赏,交易活动的却很普遍.考辨真赝,指点源流,悉数典故,指摘疵病……唯有文人能通过鉴藏”增长见识,由嗜好而专精,进而寄情为乐,甚或即物见道”【1](p51o文人因其知识上的优势和审美判断力而拥有文化上的权威地位,因此,文人对物品鉴赏的倾向往往也成为其他阶层参照的标准,甚而演变为一种社会时尚.另一方面,明代器物鉴赏的对象从宋元的古代青铜器和碑刻,扩大至几乎包括古今所有的实用和观赏美术品.从当时的鉴赏着作可以看到,明初《格古要论》全书已分古琴论,古墨迹论,古画论,珍宝论,古砚论,异石论及古窑器论等篇,远远超出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及至晚明文震亨的《长物志》,全书十二卷,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每卷下又有条目,仅”室庐”卷下就有门,阶,牌,栏杆,照壁,堂,山斋,丈室,佛堂,桥,茶寮,琴室,浴室,街径,庭除,楼阁,台以及海论等条目.古代文物自不必说,当代工艺美术珍品也受到文人追捧.时人沈德符谓:”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丁,宣德之铜,其价遂与古敌.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披靡于新安耳食诸大沽,日千日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膺不可复辨.”(《万历野获编》)主体的转移和客体的扩大能够表明明代器物鉴赏活动性质所发生的变化.文人作为器物鉴赏最具权威性的主体,形成了审美和文化上的价值导向,具体地说,是文人的审美和价值观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并带动了一股”观物,用物,论物”的风气;鉴赏客体的扩大则表明文人不再仅着眼于与经史研究有关的器物,而是以审美的眼光品鉴周33艺术探索2009年第23卷第5期(总第96期)遭万物,哪怕是以往不曾被重视的日用之物.这两方面都说明,明代以文人为主体的鉴赏活动是通过对日常生活所涉之物的鉴赏和品评,来表达对器物装饰,陈设的审美观和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批评.在鉴赏活动中,作为社会精英的文人对物质文化的态度,尤其是其价值观和心态的转变,也是明代社会变迁的折射.二,从”格物致知”到”玩物采真”明初器物鉴赏仍具有较浓厚的学术研究色彩,一方面受宋元鉴藏价值观的影响,明初器物鉴赏重视考证与辨释,多以还原器物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古代名物制度为旨归;另一方面,元末明初美术品交易的兴盛也带来伪作的出现,鉴定和辨伪成为明初器物鉴赏的另一重要内容.《格古要论》作者曹昭自述其着书原因日:”常见近世纨绔子弟,习清事者必有之,惜其心虽好,而目未之识因,因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目之日《格古要论》,以示之好事者.”(《格古要论序》)作者以广博的见识写成此书,”以辨释器物,使玉石金珠,琴书图画,古器异材,莫不明其出处,表其指归,而真伪之分,了然在目,凡诈伪苦窳之器,不能眩惑求售,可谓有益于世矣”(《格古要论序》).就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评:”其于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趋然,故其书颇为鉴赏家所重.”也像他本人所说:”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非而后已.”(《格古要论序》)曹昭之后,云间舒志学对《格古要论序》进行了编校,并写道:”予窃观而爱之,颇为增校,订其次第,叙其篇端,亦可谓格物致知之一助也”② .后来,王佐按照相同的思路对《格古要论》作了增订,他在《新增凡例》中也说,《格古要论》创始于云间曹仲明,编校于云间舒志学,是编合旧本二本二录之,亦格物致知之事.可见,以《格古要论》为代表的明初着作集中作者的经验,学识和智慧以发展对于器物的收集,分类,辨伪和考证.宋代理学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朱子语类》)的格物态度,是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宋儒”格物观”的影响下,明初鉴赏家总能在对器物的考证,阐释,鉴定和辨伪中即物穷理,以达到通晓道理和获得知识的目的.然而,在中晚明,对器物的鉴赏活动扩大为一种风雅的生活方式,观物,用物,论物渐成文人实践其审美观和文化理想的方式.中晚明许多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谈禅,或求田问舍,大多追寻一种不以仕途为重而寄情于艺的优稚生活.”会一点琴棋书画,懂一点茶,饮一点酒,能莳花,熟香,品壶,论陶,鉴赏古董”成为文人的基本修养.f2](p294)对器物的鉴,藏,赏,玩活动是一种“清赏”“清玩”,是文人的”雅好”,能够体现文人的”雅趣”.中晚明文人将器物从枯燥的经史研究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实现自身风雅生活的手段.费元禄在《晁采馆清课》中所言”抗志绝俗,玩物采真”即是说通过品鉴和玩赏器物获得审美和生命体验,反映了文人鉴赏家”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的生命态度.这样,原本只是与求知得道相关的器物因与鉴赏家的风雅生活相契合而获得生命,转而成为鉴赏主体美感和性灵的载体,器物鉴赏也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 风月晴和之际,扫地焚香,烹泉速客.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于花月竹柏间盘桓久之.饭余晏坐,别设净几,辅以丹扁,袭以文锦,次第之出其所藏,列而玩之.”(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品古赏今,玩物采真的清雅与闲适正是文人鉴赏家所追寻的境界.既以审美的眼光鉴赏器物,中晚明文人更多的是从设计角度对物品的装饰和陈设上的风格给予关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袁宏道《瓶史》中写室内陈设的”几”和”藤床”的样式:”室中天然几一,藤床一,几宜阔厚,宜细滑.凡本地边栏漆桌,描金螺钿床,及彩花瓶架,皆置不用”,从形体,材质和装饰角度对这两样家具的形式提出了看法,即是一种坚固,细腻,精致,却简洁不事雕琢的风格.文震亨也对”几”有所论述:”天然几,第以阔大为贵,飞角处不可太尖,须平圆,乃古式.照偻几下有托尾者,更奇,或以古树根承之,或略雕云头,如意之类.”(《长物志》)文氏论”天然几”的样式首先是以”古式”为参照对象,同时对”偻几下有托尾”的新奇式样并不排斥.相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屠隆的《考巢余事》,高濂的《燕闲清赏笺》里都有许多例子表明鉴赏家能从器物的大小,华素,浓淡,精粗,色质等形式因素出发,结合内含的文化意蕴,对器物进行综合的审美评价.无论如何,在中晚明文人的鉴赏话语中对器物的社会历史特征,如年代,真赝,名物制度等已经不再强调,更多关注的是器物本身的特征,如形,色,质等.中晚明器物鉴赏活动由单纯的考辨转向综合的审美,器物的形,色,质及其文化内蕴构成一个整体的审美对象,带给鉴赏者精神上的愉悦,并引发鉴赏家的批评.中晚明笔iRd,品中的器物鉴赏成果最为丰富,举凡斋室庐舍,花木园艺,笔砚炉瓶,琴棋书画,山水园林,服饰妆容等日常生活所涉之物都在文人鉴赏的范围内.可以说,不论是游观山水还是闲居在家,文人鉴赏家总是不厌其烦地赋咏亭台楼阁,品辨花木园艺,玩赏笔砚炉瓶,指点服饰装缀……他们以一种品辨和玩味的审美眼光去观照周遭的万物,并以优美精妙和灵趣十足的语言作出一语中的的评价.三,从”寓意于物”到”借怡于物”由于儒家文化将器物视为礼乐的载体,明代以前,文人往往关心器物所代表的社会意义,礼器和器物的礼乐内涵颇受关注.与此同时,对形而下的物质文化持规避的态度,日常所用的普通器物及其生产技术,美感常被忽视.孔子说:”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格古要论十三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② 舒敏《格古要论序》,见《新增格古要论》,明天顺三年刊本.从”格物”到”玩物”:明代器物鉴赏的转变/彭圣芳也.”土会和政治象征意义是器物的首要意义,也只有服务于政教的礼器才会得到较高的关注.除此之外,若执着于身外之物,则有”害道”的危险.于是,晋人王恭那种”吾平生无长物”的无物自足的超然成为后代文人所追慕的境界.苏轼曾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苏轼的告诫意在提醒君子与日常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可耽溺.日常之物是现实生计和身体享受的符号,是君子超越蝇营狗苟人生的大敌.”寓”还是”留”,是关乎君子道德情操的关键,“寓”则可为乐,”留”必为物所役.既然器物只是寄寓政教意义或道德情操的载体,那么,无论是琢物成器的生产技术还是器物的形式美感也都不是君子所应关注的.然而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使越来越多的文人被迫或主动选择了远政治,重个人的生活道路,他们所具有的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角色意识也相应淡化.对政治生活的疏离和对政治责任的看淡,带来的是对自我生命意志与生存价值的重新思考,对个体生命的自我尊重与适意人生的追求.对于明代文人来说,器物不仅仅是礼乐文化的载体或是道德情操的象征,更是服务于个体人生的审美和物质消费品.仅“寓意于物”显然是不够的,”借怡于物”才能”内畅其性灵”.于是,像苏轼劝诫的那样与物保持谨慎的疏离态度渐渐丧失了说服力.事实上,随着市场的活跃和物质产品的丰富,明代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骨董交易,致力于古物鉴定,痴迷器物收藏,并就此着书立说.耽溺于物不再是可怕的道德堕落而是自我意识和真情实感的体现,相反,无所寄托,忙碌终日却更可能堕入人生的魔界.从”寓意于物”到”借怡于物”,标示着明代文人生活重心由社会而个人的转向与回归.“自适”的生活理念使精神愉悦和身体享受成为明代文人自觉的生活经营目标,也助长了一种普遍的遵生观念,体现在物质生活上即是以适用为主的用物和造物观.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序》中曾叹:”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辄居i分之二,期间得闲者才一分尔!’’既然如此,”我辈自有乐地……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周商.端研涌岩泉,焦桐呜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闲适的鉴赏生活成为明代文人怡情悦性的手段并被充分发展,直至晚明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除了精神上的享受,”怡”更指从身体满足角度对物品适用性提出的要求.遵生的话题在中晚明十分盛行,袁宏道称”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汤郧陆》),鼓吹游山玩水的养生观念.文人鉴赏家相信人与物的朝夕接触,必使物类相感,精美物件的陶冶作用是通过调节人体的小宇宙,达到养生的目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从衣食住行用玩各方面总结身心养护的方法,称玩骨董可以”怡生安寿”.董其昌也认为玩骨董”可以舒郁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故”有助于却病延年也.”(《骨董十三说》)或许是受道家学说的影响,他们极相信外物对人的影响,因而也十分肯定赏玩所得到的感观享乐和身体享受.可以说,遵生观念使文人将自身的物质需求提升到较高的位置,开始尊重自己的欲望,重视俗世生活的经营和身体的养护.也就是说,身体的经验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用物体验中的”舒适感”成为文人鉴赏家关注的焦点.李渔曾设计一种凉杌以缓解酷暑燕居的燥热,又设计一种暖椅以对抗冬日闲居的苦寒.他将床视为与结发之妻相似的半生相共的物品,因而对其格外讲究,尤喜以鲜花装扮床帐,若鲜花不可得,也要焚香替代:”凡得名花异卉可作清供者,13则与之同堂,夜则携之共寝.即使群芳偶缺,万卉将穷,又有炉内龙涎,盘中佛手与木瓜,香楠等物可以相继.若是,则身非身也,蝶也,飞眠宿食尽在花间;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卧无非乐境.予尝于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蜡梅之香,咽喉齿颊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间世矣.”(《闲情偶寄》)无独有偶,文震亨赞赏的二宜床也是冬夏可用,构思巧妙,既能读书休息又能品赏鲜花芬芳,意趣无穷.如果说,玩物活动中文人在器物形式风格上的要求是在强调一种美感体验,那么,他们在用物中对物品适用性方面提出的要求则是寻求一种舒适感和快感.从遵生意识出发讲究”适用”的造物和用物风气在明末形成高峰并影响了社会各阶层,就如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明末如此重视’物’,观物,用物,论物到不厌精细的地步”[31(p27)四,结论清初后,明代文人的空疏不学和明代学术的没落曾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明代知识阶层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观看物质文化的新视野.他们将目光从器物的社会历史特征(年代,真赝,名物制度等)转移到器物本身的特征(形,色,质等),使器物从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还原为审美和物质消费品.这种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向,使器物第一次以实用美术品的角色进入欣赏和批评的视野,客观上有利于器物鉴赏和设计水平的提高.参考文献:[1】徐飚.古代文人的文玩情结lJ1.装饰,1997(6):51—52.[2】龚鹏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阶层[J】.淡江人文社会学刊,2000(10):271-307.f3]毛文芳.物?性别?观看——明末清初文化书写新探[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责任编辑,校对:刘绽霞)③王德明《孔子家语译注》卷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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