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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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2第一章绪论2第一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概况2一、民族人口及地理分布2二、语言、族称7第二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研究18一、国内研究18二、国外鄂温克族历史研究综述25第三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研究的方法26一、研究对象的特点27二、研究的基本方法31三、研究的主要观点3235/35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第一章绪论[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是中国社科基金项目[蒙古之源·蒙古帝陵研究]的子项目。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梳理敖鲁古雅鄂温克作为鄂温克民族的一个特殊族群的历史变迁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以便更好地总结以往的历史时期中敖鲁古雅族群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深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较少族群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第一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概况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北方通古斯-满语族民族——鄂温克民族的一支，由于他们始终保留着在山林中游牧驯鹿的物质生产方式，因而，在文化上显得与其他鄂温克族群的不同。一、民族人口及地理分布鄂温克（Эвенки-ewenki前为西里尔文标音，后为拉丁文标音。为了表达方便，两种标音间用连字符“-”连接。后同。）民族，是东北亚跨界民族，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现主要居住于中国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省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国东部35/35 也有少量分布。在中国，目前有鄂温克族30,875人（2010年人口普查），主要聚居地在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此外在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扎兰屯市、根河市、鄂伦春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黑河市、讷河市等地均有分布。根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成立有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同时，还有9个民族乡镇。即：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查巴奇鄂温克族乡；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得力其尔鄂温克族乡；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音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黑龙江省讷河市兴旺鄂温克族乡。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因其[原]乡政府所在地有较多的白杨树，鄂温克语称为“敖鲁古雅”，因而，以地得名被称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敖鲁古雅鄂温克、敖鲁古雅人。敖鲁古雅地处大兴安岭北麓，行政区属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南距根河市满归镇16公里。激流河（又称乞彦河、贝尔茨河）南来转向西入额尔古纳河，敖鲁古雅河西北来入激流河。四周崇山环绕，绿树葱郁，群兽出没于耸山峻岭，是一个环境十分优美的地方。然而，由于敖鲁古雅地势平缓又处于两河交汇处，因此，每年春夏季节水害频发，于2003年搬迁到根河市西4公里处。新迁后仍按原乡名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位于根河市区西好里堡镇、得耳布尔镇、金河镇交汇点，行政区划面积1767.2平方公里。截止2012年，全乡共有35/35 464户、1548人，其中鄂温克族人口243人，占总人口的15.7%。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由于他们始终保留着在山林中游牧驯鹿的物质生产方式，因而被称之为“驯鹿之乡”，族群则被称为“使鹿部落”；同时，人们又根据他们过去长期在山林中游猎的生产方式，又把他们称为猎民。目前，由于国家政策法律禁枪禁猎，虽然他们已经放弃了狩猎生产，但仍然被习惯性地称为猎民。2003年以来，敖乡政府大力实施“特色产业富民、旅游产业兴乡”的战略，把发展驯鹿产业和旅游业作为民族乡的主导产业，改善猎民居住条件和放牧生产设施，养殖规模和整体效益大幅度提高，现有8个猎民点，驯鹿存栏1282头。同时，市、乡两级政府以“打造敖鲁古雅风情使鹿文化特色”为目标，不断加强旅游景区功能建设，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吸引更多的鄂温克猎民参与开发民族特色旅游资源，推出多项鄂温克族民俗旅游项目。目前，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已经成为一个集行政、景区和生活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全乡大力扶持家庭游，做好鄂温克族特色旅游项目工作，共投入70万元为62户鄂温克猎民提升家庭游硬件设施，配备了液晶电视、沙发、床、被褥等物品，为每户猎民定做了2套民族服装，接待能力大幅度提高。通过与海拉尔多家旅行社达成合作意向，实现了旅游收入的稳定增长，“家庭游”接待收入可达到每年人均35/35 6000元，已成为敖鲁古雅乡一项富民产业。敖乡旅游纪念品商店由2003年的2家增加到20余家，销售额可达100万元。2011年敖乡获得了呼伦贝尔市发展乡村旅游先进单位称号和“百村千户”家庭旅游信息化推进奖。在敖鲁古雅驯鹿养殖区、驯鹿文化博物馆、手工艺作坊等旅游景区工作的多数为鄂温克族猎民，旅游产业带动相关服务岗位为敖乡直接解决就业人员百余人。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驯鹿业，是世界上纬度最南的驯鹿业，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也是中国唯一的牧放驯鹿的族群，因此，也有人称敖鲁古雅乡是“中国唯一的驯鹿之乡”。中国鄂温克人口分布（2000年人口普查）表格资料来源于维基百科。各地鄂温克族人口列表(普查时点人口，单位：人；  带色  部分，表示为世居省份)地区总人口鄂温克族占鄂温克族人口比例（%）占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占地区人口比例（%）合计1,245,110,82630,5451000.02900.0024531省份合计1,242,612,22630,50599.870.02900.00245华北地区145,896,93326,60087.080.30520.01823东北地区104,864,1793,0029.830.02740.00286中南地区350,658,4774261.390.00140.00012华东地区358,849,2442600.850.01040.00007西北地区89,258,2211150.380.00070.00013西南地区193,085,1721020.330.00030.00005内蒙23,323,34726,20185.780.53940.11234黑龙江36,237,5762,7068.860.15270.00747广东85,225,0072490.820.01960.00029辽宁41,824,4122210.720.00330.00053北京13,569,1941640.540.02800.00121河北66,684,4191270.420.00440.00019山东89,971,7891070.350.01690.00012天津9,848,731840.280.03150.00085吉林26,802,191750.250.00310.00028新疆18,459,511720.240.00070.00039海南7,559,035670.220.00510.00089江苏73,043,577570.190.02190.00008贵州35,247,695460.150.00030.00013上海16,407,734410.130.03950.00025广西43,854,538350.110.00020.0000835/35 湖南63,274,173340.110.00050.00005山西32,471,242240.080.02330.00007湖北59,508,870240.080.00090.00004重庆30,512,763220.070.00110.00007浙江45,930,651210.070.00530.00005四川82,348,296180.060.00040.00002安徽58,999,948170.060.00430.00003河南91,236,854170.060.00150.00002云南42,360,089160.050.00010.00004甘肃25,124,282160.050.00070.00006福建34,097,947120.040.00210.00004青海4,822,963120.040.00050.00025陕西35,365,072110.040.00620.00003江西40,397,59850.020.00400.00001宁夏5,486,39340.010.00020.00007西藏2,616,329现役军人2,498,600400.130.03580.00160在俄罗斯的鄂温克族被记为Эвенки，汉译为埃文基，亦为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之一，现有37,843人（2012年人口普查），其中有一半以上生活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埃文基自治区，其余分布在萨哈共和国（列拿河雅库特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州以及鄂毕河至鄂霍次克海，北冰洋至库页岛等地区，他们曾经活动于西伯利亚70%地区。西伯利亚地区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埃文基民族自治区1930年12月10日成立，自治区面积为36.7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03万，由40个民族组成，其中埃文基人占14%。二、语言、族称按照现代语言学的分类，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语言，即整个鄂温克民族的语言，被划定在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范围内，因此，关于35/35 该族群语言特征的表述主要依据的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结果。关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族称，主要指的是他们与其他鄂温克族群的统一的族称，因此，在此仅限于一般性综述。（一）民族语言鄂温克语，又被称为通古斯语、埃文基语或索伦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北语支（满洲满族-满洲族，又被俄罗斯学者称为南通古斯族。语、赫哲语属于通古斯-满语族南语支）。1930年代前与鄂温-埃文语合称通古斯语，是鄂温克族的传统民族语言，为通古斯语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俄两国境内的鄂伦春人语言与鄂温克语-埃文基语东部方言相似。现代聚居中国、蒙古境内的鄂温克语掺有许多汉语、蒙古语、满语借词，然而，鄂温克族在语言方面的汉化程度与周边的几个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赫哲族、满族、东北的锡伯族等）相比要低，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的鄂温克族中许多人甚至不会说汉语。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埃文基族在语言方面俄化程度很深，1992年联邦普查时29,901位埃文基族中只有约30%的人使用埃文基语，而多数人只懂俄语，或兼用俄语、雅库特语、布里亚特蒙古语，而不会使用本民族母语。俄罗斯的鄂温克-埃文基语借词成份主要有俄语、雅库特语、布里亚特蒙古语、鄂温-埃文语，和少数尤卡吉尔语、科里亚克语、楚科奇语的借词。中国与蒙古的鄂温克语分为海拉尔、陈巴尔虎、敖鲁古雅3个方言。敖鲁古雅35/35 方言因敖鲁古雅人曾经长期居住于俄罗斯雅库特地区，受俄罗斯语影响较多。俄罗斯的埃文基语分南部方言、东部方言、北部方言三大方言，约50多种土语。其中南北方言相似，而东部方言与南北二方言差别较大。俄罗斯的埃文基语标准语音及正字法均采用使用人数较多的南部方言。1930～1952年采用南部方言聂普斯基（涅普斯基）土语，为标准语音，但在1940年代聂普斯基的埃文基人人数急剧下降，从而失去了在埃文基民族文化与语言中的主导地位。1952年后改用相似的南部方言伯利古索卡斯基土语，此标准使用至今日。1990年代，随着萨哈林州及俄罗斯远东太平洋滨海各州区的经济腾飞，和东部埃文基人与其它埃文基人相对隔绝的状况，东部方言开始远离南北二方言，形成了以萨哈林州西北土语为标准的东部埃文基语，并在地方中小学展开教授。鄂温克语的基本语序为主词─受词─动词（SOV），是一种中心词后置（head-final）的语言，此外其间接受词置于直接受词前。鄂温克语是一种高度的黏着语，具有相当数量的词缀。其人称代词有单复数之分，同时其第一人称代词有排除形(不包括以第二人称指称者)和包含形(包括以第二人称指称者)之别；鄂温克语是一种主宾格语言，它有十三个格，但其因方言不同而异；鄂温克语分别可分(alienable)领属与不可分(inalienable)领属，其中可分领属的持有者以主格等标明，其所属物以被从属格(possessedcase)标明；而不可分领属则以人称领属标记来表明。鄂温克语的人称领属(格位)标记单数众数第一人称-v-vun(排除形)-t(包含形)35/35 第二人称-s,-si,-ni-sun第三人称-n,-in-tyn以下为鄂温克语的格与其后缀。鄂温克语的格变化后缀(格位标记)格该格之后缀范例含义主格-Asatkan女孩子宾格非限定形-jae-ja什么？限定形-va,-mabikete-vehimmikte-vetevle-che-v我许多-ACD越橘-ACD采集-PST-1SG我采集了很多越橘返身领属限定形-vi(单数),-ver(众数)hute-kle-vi小孩-LOCDIR-REF给(她)自己的小孩「古属格」此形式不活跃-ngie:kun-ngi谁-GEN谁的？夺格-duke:kun-duk谁-ABL从谁/从哪？方位格方位格-指示格-kle,iklehute-kle小孩-LOCDIR给予那小孩与格-方位格-du,-tutatkit-tu学校-DAT在学校向格─方位格-tki,-tykiagi-tki森林-ALLLOC到森林(里)向格-lad'u-la房子-ALL(进)房子里出格-ditkoron-ditk驯鹿-ELA自那驯鹿经由格-li,-dulinadalla-li周-PROsingilgen-duli雪-PRO在一周的时间里在雪中工具格-t,-dipektyre:vun-di枪-INS用枪被从属格-gali,-chi,-lan,-taimuri-chibeje马-POS人有马的人；骑马者似格-ngachin,-gechinlang-ngachin陷阱-SEM像个陷阱-il、-l-和-r-为众数标记，当有格位标记时，众数标记置于格位标记前，例如tyge-l-ve(杯子-pl-acd，意即[那杯子(众数宾格限定形)])和Ivul-ngioro-r-in(ivul-gen驯鹿-pl-3sg-pos，意即[Ivul的驯鹿们])35/35 等即为众数之例。在中国，鄂温克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在牧区使用蒙古语字母书写，而农区和林区没有书写形式，通用汉文。语言学研究资料与教学课本均采用国际音标或自制的拉丁字母转写系统。而在俄罗斯，由1930年至1931年间，开始使用拉丁字母书写鄂温克语，1936年至1937年间，改以西里尔字母书写，直到今天。以下为中国（大陆）境内书写鄂温克语所使用的传统蒙古文字母：ᠠᠡᠢᠧᠣᠣᠦᠦᠨᠩᠪᠫᠾᠬᠭᠯᠮᠰᠱᠲᠳᠴᠵᠶᠷᠸᠹᠺ以及拉丁文字：Aa/a/Bb/b/Cc/ts/Dd/d/Ee/ə/Ēē/e/FF/f/Gg/ɡ/Ḡḡ/ɣ/Hh/x/,/h/II/i/Jj/dʒ/Kk/k/Ll/l/Mm/m/Nn/n/Ngng/ŋ/,/ˠ/Ɵō/ɔ/Oo/ʊ/Pp/p/Qq/tʃ/Rr/r/Ss/s/Tt/t/Uu/u/Vv/ɵ/Ww/w/Xx/ʃ/Yy/j/Zz/dz/以下为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书写鄂温克语所使用的西里尔文字母：35/35 АаБбВвГгДдЕеЁёЖжЗзИиЙйКкЛлМмНнӇӈОоПпРрСсТтУуФфХхЦцЧчШшЩщЪъЫыЬьЭэЮюЯя（二）民族族称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族称有着历史发生学的关联。如前所述，他们被称为通古斯（族）。据旅华的俄罗斯学者史禄国说，这是起源于突厥语族的雅库特人对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自称ewenki族群的称谓。当17世纪初俄罗斯借助哥萨克地方武装力量扩张到贝加尔湖、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向当地民族收缴实物税时，他们从雅库特人那里接受了“通古斯”这一族群名称，进而用来表示所有居住于亚洲东北部，南起北纬40度，北至北冰洋，西至叶尼塞河，东迄太平洋的古老的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后来人类学家发现，这些被称为通古斯族的民族共同体不同族群所操语言大同小异，基本属于同一种语言，因而，根据通古斯一词将这类语言确定为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并进一步分为南支北支两个语支。现在属于这个语族的包括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属于赫哲）、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部分]雅库特人等。35/35 因此，通古斯一词成为涵盖众多东北亚民族的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因而成为标识所有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各个族群的统一族称，甚至于包括了东胡，取代了中国历史典籍对东北民族的统称——肃慎、息慎、稷慎。在17～19世纪，人们发现被称为通古斯民族的各族群的自称各不相同。居住在叶尼塞河以东区域和贝加尔湖以北区域的通古斯人自称Эвэнки被翻译为“埃文基”或鄂温克；居住在贝加尔湖以西高地的通古斯人自称Орочэн-Орочон，被翻译为“奥罗奇”-“鄂伦春”；居住在布里亚特共和国一带的游牧通古斯人自称Морчэн，被翻译为“牧尔琴”；而居住在大毕拉河流域的通古斯人自称Бирарчэн，被翻译为“比（毕）拉尔琴（沁）”-“比拉尔”。对于这些称谓，现代民族学者试图进行语义学的解释，然而，有些则是望文生义的推断，如把“奥罗奇”-“鄂伦春”（Орочэн-Орочон）解释为“奥罗河的人们”或“从事驯鹿业的人们”，直译“鹿人”；把“牧尔琴”（Морчэн，Мор亦译为木里、木力、末力、摩力，笔者。），解释为“马背上的人们”，直译“马人”；把“毕拉尔”-“毕拉尔琴”（Бирарчэн）解释为“河上的人”，直译“河人”；把“鄂温克”（Эвэнки）解释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人类学者通过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发现，通古斯语族各族群，在表明自己族群归属时所用的自称，有时往往并不是真正的自称，他们或者是借用外部民族对他们的称谓表明族群归属，或者是用现时居住地域以及所居地区山河的名称自称，因而，就形成了一些虽然在人类学起源上本是同一族群的人们，由于分居在不同地域而形成不同的地域性“自称”。35/35 史禄国发现，在通古斯语族各族群的众多自称中，Нааны(拉丁字母拼为naani读那尼、那乃斯特忍堡认为Нааны(naani)分别由两个词汇组成，即Наа和ны，Наа具有土地的含义，ны具有土著（人）的含义，因此，两个语词合起来的意思为“当地人”的意思。这个群体中包含了许多具有各自不同自称和他称的小族群：果尔特人、奥尔查人、奥罗克人和奥罗奇人。他们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广阔地域，大概有四支：⑴库页那尼人，亦称奥罗克人；⑵黑龙江下游那尼人，亦被称为奥尔奇人；⑶黑龙江各条支流那尼人，亦被称为果尔特人，同时，由于他们各自居住在不同的水域，分别被称为松花江那尼人、乌苏里江那尼人、伊曼河（伊姆河）那尼人等；⑷[东北]东南部那尼人，亦称奥罗奇人，他们又分为博奇屯迤上的北部那尼人（纯奥罗奇人）和南部那尼人，即恰喀喇、恰喀尔人。)和Эвэнки（拉丁文ewenki）两个自称较为普遍，这是他们“历来使用的”自己民族语言的“在该族成员彼此之间内部交往中经常使用”[俄]Л•Я斯特忍堡《黑龙江沿岸地区基本居民分类》，郭燕顺，孙运来等编译《民族译文集》第一辑，P1。的自称。通过研究他指出，在不同的民族学者和族群语言方言中Эвэнки被标记为不同的形式，但是其基本形式是相同或相近的，如：övöngki、avünki、evenki、avanki。同时，他也指出，这是一个合成词语，词根是Эвэ（eve），构词结构是нки（拉丁文ngki或nki），由нки-nki结尾的词，一般表达的是“某种行为的行为者”的意思，是一个标志某个动作主体的词语。这是北方通古斯族群在内部某一群体与其它群体相区别时的自称，一般只认为自己是这一族群，不作为对其它族群的他称，但是，在他们认为其它群体具有与他们同样的祖源关系时，他们也用这个自称作为互称。因此说，Эвэнки（拉丁文evenki）-鄂温克-埃文基是一个具有历史识别意义的族称。有学者认为参见：乌云达赖《鄂温克民族的起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2年04期。35/35 ，由于历史上的变迁鄂温克人曾被其他民族分别称为“安居骨部”、“乌素固部”、“粟末部”、“粟末乌素固部”、“室韦乌素固部”、“乌古部”等众多称呼。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族，自辽代始，长期以来被称为onhor（拉丁文，译音：温纳何剌，辽代）、honkir（拉丁文，译音：光吉剌，辽末）、hokir（拉丁文，译音：弘吉剌，元代）、onkirt（拉丁文，译音：翁吉剌惕，《蒙古秘史》）、onkur（拉丁文，译音：温阔尔，达斡尔族）、honkur（拉丁文，译音：洪阔尔，达斡尔族）等相近发音的称呼，接近于他们自称的onki（拉丁文为evenki的变读，译音：鄂温克）。史禄国（[俄]S·希罗科戈洛夫）还发现，在自称Эвэнки（ewenki）的通古斯人（即埃文基-鄂温克族）本身采用的和有时使用的自称名称中以orо或orоn（西里尔文оро或орон）为词根的词语被经常使用，有时由于不同的方言或民族语言被记为不同形态，如oroсоn（鄂罗羌）、оrосen（鄂罗沁）、оrоnсo（鄂伦绰）、oronсun（鄂伦春）、оrосi（鄂罗奇）、оrоki（鄂罗基）。显然，这些词形相似，发音相近，是与Эвэнки（拉丁文ewenki）的对称。然而，研究发现这些形音相近的词来自于不同的民族语言或方言，比如，оrосen（鄂罗沁）是通古斯语涅尔琴斯克方言、巴尔古津方言，意思是“有驯鹿的（民族）”；оrоnсo（鄂伦绰）则是蒙古语巴尔虎方言，оrоn（亦为ojоn）具有山顶的“顶”的含义，сo为构词词素，具有人的复数的含义，因此，оrоnсo（鄂伦绰）意思为“[住在]山顶的人们（民族）”；oronсun（鄂伦春）则被认为是满洲语汇，而且多少具有贬义，即不是纯正的人，而是源于与动物有别的劣等人，因为当满族称呼其它民族时，在族名后往往加上“涅儿麻”（n'aLma35/35 ，人的意思）的后缀表示，如尼堪涅儿麻——汉族人、满洲涅儿麻——满族人，而对这部分驯鹿通古斯则不称“鄂伦春涅儿麻”只称为鄂伦春；[俄]S·希罗科戈洛夫《通古斯诸群团的名称》，郭燕顺，孙运来等编译《民族译文集》第一辑，P322～332。оrосi（鄂罗奇）或оrоki（鄂罗基）则是阿尔泰语各民族的通用语词，оrо具有坐位、场所、领域的含义，оrосi-оrоki在语言中是“有坐位的”、“有住所的”、“土地的、本地的”等含义，特别是通古斯人（实即鄂温克人。笔者）相对外来人（旅行者）时，把自己同新到的人对立起来回答“你是谁”的问题时会说：我是оrосi-оrоki，即是表示“我”是当地人，其实他并没有像询问者所期待的那样回答他的族群归属或族群分类名称，而只是相对于外来人表明自己是本地人，至于是本地什么民族或氏族他们并没有回答。与оrосi（оrоki）一词相通的词是оrосen或оrосin（оrоkin），往往与ewenkiсen或ewenkinсin相对。史禄国列举了呼伦贝尔地方的通古斯与他们的邻居索伦通古斯互称的实例，他说：“住在呼伦贝尔地方的通古斯自称鄂罗沁，这是由于他们的邻族，即在政治上较他们处于优越地位的索伦人曾自称埃文基，而他们自己则用满语派生语叫做了鄂罗沁。因此，呼伦贝尔的通古斯今天虽然被满洲的其它北方通古斯（当然驯鹿通古斯除外）叫做埃文基，但仍然不得不用鄂罗沁这个名称。”史禄国的发现是正确的，即埃文基-鄂温克与鄂罗沁（оrосen或оrосin）是对称的，更确切地说是同一个民族内部不同族35/35 群的对称，相当于汉族的山东人与山西人的对称，这并不表示两个相对的族群是不同的民族，而只是表明两个具有同一内部民族自称的族群相互区别的意义，而这个区别不是民族志的区别，可能只是生产、生活方式或居住地域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oronсun（鄂伦春）的orоn（座位或驯鹿）一词被认为是满洲语汇，但是，史禄国随后则推测，这个语词实际上是从赶着动物（驯鹿）由北方迁来的北通古斯人那里借用来的。然而，北方通古斯人并非全都知道这些名称，雅库次克州和叶尼塞州的通古斯就不知道这些名称，联系murcen一词可能来源于布里亚特蒙古族，oronсen也是蒙古语，是与murcen相比较而形成的词语，前者为“养鹿者（民）”，后者为“养马者（民）”，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有时养马的通古斯也被称为“鄂罗沁”（oronсen），实际上“鄂罗沁”或“鄂伦千”只是与“鄂温克”相对的词语。学者们在调查中发现，在通常情况下，通古斯人承认所有操北方通古斯方言的所有族群的起源相同，多数族群虽然自知是埃文基-鄂温克，可是他们一般情况下不用这个名称，而是使用氏族的名称或居住地江河山峰的名称，尤其是以居住地江河的名称作为自己族群的名称似乎是他们的社会文化习惯，他们习惯于用自己所属的氏族或所居住地区河流的名称作为经常性的自称。如萨马吉尔氏族自称萨马吉尔人，钦迪吉尔氏族自称钦迪人，图鲁雅吉尔自称图鲁亚人，居住在乌苏里江流域的自称乌苏固，居住在甘河流域的自称甘沁，等等。35/35 “索伦”、“通古斯”、“喀（哈）木尼干”和“雅库特”是后期对中国境内不同地域生活的鄂温克族群的称呼。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阿荣旗、扎兰屯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讷河市等地的鄂温克人，被称为“索伦”；居住在陈巴尔虎旗莫日根河流域的被称为“通古斯”；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流域的鄂温克人，被称为“喀（哈）木尼干”；居住在根河市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被称为“雅库特”，这些基本上都是他称。但是，这些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称谓族群内部，都自称为“鄂温克”人，他们是以起源、习俗和语言的统一而连接起来的集团。“索伦”这一称呼，是明清时期政府对其所统辖的鄂温克诸部的代称，这个称呼的直接来源应该是公元17世纪在黑龙江中下流建立的以鄂温克族为核心的索伦汗国，也有民俗资料称为“黑水国”，黑水即黑龙江，通古斯语称为“阿穆尔”即左侧的河，是相对于结雅（右侧的）河而言，它的最后一代汗是博木博果尔·萨吉尔迪汗（saajgaahaan）。索伦有“东侧的、左边的”意思。1957年之前，由于他们历史上居住地域的不同，因而，曾有不同的称谓，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称谓。1958年3月中国政府根据各地鄂温克族人的意愿，于决定把原有的“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称谓，统一改为鄂温克族。35/35 第二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研究一、国内研究史禄国的代表作《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吕光天执笔的《鄂温克族简史》（及吴守贵的《鄂温克族社会历史》）、乌云达赉的《鄂温克族的起源》和《呼伦贝尔历史地名》（及乌热尔图所著的《呼伦贝尔笔记》、《鄂温克族历史词语》、《鄂温克史稿》、《蒙古祖地》），包路芳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等一些著作及石双柱的文章《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变迁》等成果，对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起源和迁徙以及民族文化的变迁和调适能力，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为鄂温克民族整个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国内对鄂温克的历史记载，肇端于清朝的满洲实录，真正的民族志调查始自清代官员英和，他是清乾隆时的户部尚书，1828年(道光八年)被发配黑龙江充苦役，遣戍期间著有《卜魁纪略》(《齐齐哈尔市志资料》第1辑，1982年)一书，记录了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渔猎游牧生产、生活，并涉及该地古今居民的民族源流等情况。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何秋涛（1824～1862年）也是较早开始研究鄂温克族问题的学者。何秋涛，字原船，福建光泽人。清朝官员、学者。少负异禀，过目成诵。被授予刑部主事的职位，力主“知夷制夷”从而努力从各种史料中探求俄罗斯情况及中俄历史关系，潜35/35 心研究北方边疆史，咸丰九年（1859年）撰写了《朔方备乘》80卷，是近代最早研究中俄关系史的著作。其中最早地记录了鄂温克族的另一个自称——通古斯。1885年，曹廷杰对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地理、古迹、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所著的《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1934年)记载了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分布、语言、生计、习俗等，以及清朝政府对该地的管理，是了解黑龙江下游鄂温克人的珍贵资料。民国时期，万福麟监修、张伯英等纂修的《黑龙江志稿》(铅印本，1933年)也记述了黑龙江地区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风俗、语言等情况。1956～1964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有组织有计划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进行科学民族志学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这个调查基本结束后，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此外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本。这一批材料比较详细地、忠实地记录下各民族历史和现状，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我国少数民族确认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次调查中，国内从事东北少数民族研究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的学者专家对鄂温克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辑录了史书中有关鄂温克人的内容，出版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学术专著。如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辑了《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情况》(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社会35/35 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共同编著的《额尔古纳旗鄂温克人的情况》(1960年)，详细记录了鄂温克人的历史和经济、社会、宗教现状等，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秋浦研究员著有《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华书局，1962年)一书，论述了鄂温克人的生产、社会、宗教以及由原始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等方面的内容，是一本杰出的学术著作。这些前人所做的田野考察以及研究工作，为进一步系统研究鄂温克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学者专家对鄂温克人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论文有满都尔图的《鄂温克人的“乌力楞”氏族社会》(《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田学夫的《鄂温克人的衣食住行》(《实践》，1981年第1期)、王晓明和王永曦的《鄂温克人的婚丧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3期)、赵复兴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经济发展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孔繁志的《驯鹿鄂温克人二元现象浅析》(《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就鄂温克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论著主要有吕光天的《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杜梅的《鄂温克族民间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郑东日的《东北通古斯诸民族起源及社会状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朝克的《鄂温克语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年)、乌热尔图的《述说鄂35/35 温克》(远山出版社，1995年)、乌云达赉的《鄂温克族的起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满都尔图的《鄂温克族萨满教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系统论述了鄂温克人的起源、语言、社会组织、民间文化、宗教等。孔繁志所著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是一部专门反映鄂温克人历史和现状的论著。他自1980年开始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深入林区，通过详细考察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搜集到了大量资料，同时翻阅相关历史文献，论述了鄂温克人的历史沿革、现状、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黄定天、白杉、杨治经所著的《鄂温克族文学》，探讨了鄂温克人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杨荆楚所著的《东北渔猎民族现代化道路探索》(民族出版社，1994年)，探索了人口少、经济相对落后的鄂温克人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近些年来，鄂温克族的研究仍然继续深化，形成了多文化视角的研究格局，产生了许多新的成果。从经济生活等物质文化角度形成的成果有：杨荆楚《东北渔猎民族现代化道路探索》([J]民族出版社1994年)、杨晓光《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经济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9）杨兴猛《维古奇猎民村鄂温克族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8）、《鄂温克族传统图形在文化创意产业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闫雪《鄂温克族文化风情园景观设计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张新杰《驯鹿鄂温克生计方式变迁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2），金鑫《论清代前期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商品经济》（[J].满语研究,2012,01）于学斌《草原鄂温克族毡帐文化》（[J].满语研究,2010,01）吴琼《鄂温克族桦树皮器具之驯鹿纹来源》（[J].35/35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01），闫沙庆《鄂温克族的桦树皮文化》（[J].满语研究,2005,01），王俊敏《狩猎经济文化类型的当代变迁——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猎民生计调查》（[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06）王楠《少数民族小区域原生态旅游研究——敖鲁古雅乡旅游资源评价与规划初探》（[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涂格敦·林娜,金海,涂格敦·建军《关于鄂温克族人口城市化问题——呼和浩特市鄂温克族基本状况调查及分析》（[J].满语研究,2002,01），张敏杰《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族桦皮制品异同初探》（[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01），卡丽娜《论驯鹿鄂温克族鹿业经济的历史变迁》（[J].满语研究,2001,01），郝时远《取代与改造:民族发展的方式选择——以鄂温克族猎民的发展为例》[J].民族研究,1996,04）麻秀荣,那晓波《清代鄂温克族农业经济初探》（[J].民族研究,1996,06），麻秀荣,那晓波《清代鄂温克族农业的兴起与发展》（[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01），谢元媛《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生态移民后的状况调查——边缘少数族群的发展道路探索》（[J].民俗研究,2005,02）等文章。从精神文化视角研究的成果有：汪立珍的《鄂温克族神话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3）、《鄂温克族创世神话类型探析》（[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02），汪立珍《人口较少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的类型与内涵探析——以鄂温克族神话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呼格吉乐玛《“通古斯”鄂温克萨满仪式及其象征意义探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35/35 ），王伟《索伦鄂温克宗教信仰：仪式、象征与解释》（[D].首都师范大学,2011），侯儒《俄罗斯埃文基人萨满教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2）等文章。，沈炯哲《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禁忌文化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4），张璞《鄂温克民族习惯法研究》（[D].内蒙古大学,2009），应文达《鄂温克族民间禁忌研究》（[D].吉林大学,2011），刘荣臻,包羽,伊乐泰《鄂温克族养生保健禁忌的文化内涵》（[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2,12）赛音塔娜《鄂温克传萨满教始祖女神malu神探微》（[J].民族文学研究,2000,02），汪立珍《论鄂温克族熊图腾神话》（[J].民族文学研究,2001,01）等文章。从语言学文学角度研究的成果有：陈珏的《鄂温克文学的话语转型和建构》（[D].浙江大学,2013），陈曲的《中国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动物报恩故事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邱冬梅的《〈尼山萨满〉满文本与鄂温克族口承本比较研究》（[D].长春师范学院,2012），王莉的《鄂温克民族文学的神话原型探究》（[D].内蒙古大学,2012），斯仁巴图《鄂温克语和蒙古语语音及名词语法范畴比较研究》（[D].内蒙古大学,2007）宫海荣《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朝格查《论鄂温克民间故事中的颜色词“红”与“黄”》（[J].民族文学研究,2006,02），魏巧燕,冯璐,周丽娜,李建民《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述略》（[J].满语研究,2006,02），邱冬梅《〈尼山萨满〉满文本与鄂温克族口承本比较研究》（[D].长春师范学院,2012），斯仁巴图《中国鄂温克语言研究概述》（[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1,04）杜坚栋《鄂温克语言的保护与传承》（[J].35/35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02），娜敏《鄂温克语变迁探析——以查巴奇鄂温克民族村为个案》（[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9,06）高荷红《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萨满神歌程序之比较研究》（[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04），汪立珍《鄂温克族英雄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分析》（[J].民族文学研究,2009,03），汪立珍《论鄂温克族民间故事中的人名》（[J].满语研究,2002,02）等文章。从艺术的角度形成的成果有：张艾嘉的《鄂温克族民间舞蹈传承现状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刘丹阳的《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探析》（[D].东北师范大学,2013），王莉《鄂温克民族文学的神话原型探究》（[D].内蒙古大学,2012），汪立珍《鄂温克族创世神话类型探析》（[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02），汪立珍《人口较少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的类型与内涵探析——以鄂温克族神话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王丙珍《鄂温克族当代文学的生态审美意蕴——维佳诗歌《〈我记得〉和〈无题〉的文化解读》（[J].名作欣赏,2013,03），张艾嘉的《鄂温克族民间舞蹈传承现状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从文化传承和文化特质的角度形成的成果有：张凤喜的《论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现代化选择》（[D].中央民族大学,2013），娜日苏的《鄂温克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策略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李立立的《鄂温克族服装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研究》（[D].齐齐哈尔大学,2012），李娜的《鄂温克民族生活的再现》（[D].中央民族大学,201335/35 ），敖玉玲的《中国鄂温克族传统体育教育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4），包路芳的《变迁与调适》（[D].中央民族大学,2005），万俐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史学价值研究》（[D].兰州大学,2013），魏巧燕,冯璐,周丽娜,李建民《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述略》（[J].满语研究,2006）；李涵雯《鄂温克族鲁克该勒舞蹈传承初探》（[D].中央民族大学,2011），韩雪莲的《论“赞达拉嘎”的多样化风格与演唱方法》（[D].中央民族大学,2007），李铁《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濒危建筑文化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和《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濒危建筑文化的数字化保护研究》（[D].齐齐哈尔大学,2013）等文章。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形成的研究成果有：黄彦震的《清代中期索伦部与满族关系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南达汗《论鄂温克族的族际婚姻》（[D].内蒙古大学,2013）。王学勤《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王学勤《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黄彦震《清代中期索伦部与满族关系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D].南开大学,2003）等文章。二、国外鄂温克族历史研究综述国外研究我国鄂温克族的主要是俄罗斯和日本学者。俄国学者米35/35 登多尔的《西伯利亚北部与东部踏察记》(1845年)提到了鄂温克人的分布、生活情况。俄国著名通古斯学者史禄国，根据他在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地区所搜集的材料于1929年编成《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书，阐述了鄂温克人居住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氏族组织、分布、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成为研究鄂温克族社会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列文和波塔波夫主编的《西伯利亚各民族志》(莫斯科，1956年)也介绍了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情况。1808年，日本人间宫林藏考察黑龙江流域，所著的《东鞑纪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4年)记载了清朝对鄂温克人的统治情况。日本人永田珍馨撰写的《使鹿鄂伦春族》(中译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是他1939年在伪满洲国治安部参谋司调查科工作时所写的调研资料之一，对当时的鄂温克人现状作了比较真实的记录，如鄂温克人的分布、人口、体质、语言、教育、风俗、信仰、生产、交易等。尤其是书中附有鄂温克人当时生活的大量照片，非常珍贵，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日本北海道大学津曲敏郎教授和东北大学丸山宏教授也曾经实地考察鄂温克人的居住地，着重考察宗教信仰和语言方面，但没有涉及文化的其他方面。第三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研究的方法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因此，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群的研究上，就必须注意这个族群历史和现实文化的特殊性，从而才能真正把握所研究的课题的实质，完成研究任务。一、研究对象的特点35/35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群的特殊性既体现于他们的历史活动的进程中，又体现在他们当下的生存状态中。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鄂温克民族体现为不同时代各种不同生存方式的族群共同体，他们经历了从原始狩猎-采集族群——古代狩猎-游牧-采集——古代农耕-畜牧-狩猎——现代游牧-农耕-狩猎族群演变的历史进程。然而，由于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实的特殊性，这种历史演变的进程不是从总体上发生在这个民族整体上的，而是以内部族群分化的形式发生的，即在历史进程中，各种生存方式不是成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内部分工，而是成为同一族群文化分化的基础。迟至17世纪初，按生存方式划分，鄂温克民族就分化为三种文化类型，一类是生活在列拿河雅库特山地和苔原（占2/3)地区（今俄罗斯萨哈共和国）的狩猎-游牧-采集族群；一类是生活在通古斯卡河（上、中、下通古斯卡河）流域和贝加尔湖东部，额尔古纳河西部的游牧-狩猎族群；还有一类是生活在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口以东迄黑龙江结雅河、布列亚河流域的农耕-畜牧-狩猎族群。根据他们分居于不同地区的特点，按地理名称他们又被分别称为雅库特[鄂温克]、通古斯[鄂温克]和索伦[鄂温克]。雅库特[鄂温克]由于所居地区是高纬度的永久冻土带萨哈共和国的陆地几乎全是永久冻土带，只有在最西南部才逐渐转为不连贯的冻土。冻土的平均厚度300至400米。维柳伊河河床的冻土厚度达1500米（是地球上冻土层最厚的地方）。东雅库特山区有485座冰山，总面积达413平方公里，淡水储量近2000亿立方米。，不适应农耕生产的发展，所以他们没有农业。同时，因为所处地区过于寒冷，适合于牛马羊等生活的牧草生长较少，因而，他们也没有典型畜牧业。他们是以在山林苔原上游牧喜食苔藓的驯鹿和猎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存方式，因此，人们又35/35 把他们称为“使鹿部落”。把在草原上用马放牧的鄂温克称为“使马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群来源于雅库特地区现在雅库特地区（萨哈共和国）仍有通古斯族群36151人，其中，鄂温克族21080人，埃文族15071人，占当地人口3.8%。的“使鹿部落”，因而又被称为雅库特[鄂温克]人，也称为“驯鹿鄂温克”或“驯鹿通古斯”。大约17世纪20年代，列拿河雅库特地区鄂温克族中索罗贡、布利托天、卡尔他昆和给力克等四个氏族迁徙到黑龙江流域，这四个氏族也被称为姓氏。四个姓氏有些是鄂温克族古老氏族，有些是从古老的氏族中分离出来的，其中，索罗贡氏族是古老氏族，布利托天和卡尔他昆两个氏族来自于老卡勒塔基尔氏族。随后，又从布利托姓氏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固德林姓氏,从索罗共姓氏中分化出玛嘎罗夫、特吉孟、恩快衣、索木孙等四个分支。索罗共姓氏成为这支分离族群最大的姓氏。列拿河-雅库特[鄂温克]迁徙的原因，很可能是缘于他们与当时侵占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冲突，英国人类学家林德格尔在《无冲突文化接触的例子：驯鹿通古斯和满洲西北哥萨克》埃塞尔·约翰·林格伦，"无冲突文化接触的例子:驯鹿通古斯和满洲西北哥萨克"，美国人类学家，第40卷，第4，第1部分，10月-12月，1938年。一文中提到，在哥萨克东进侵占鄂温克民族家园过程中，分别在1603年和1615年，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发生过两次战斗，但鄂温克人最终失败了。或许正是这次战争的失败，导致雅库特[鄂温克]从列拿河迁徙到了黑龙江流域。他们最初迁到黑龙江左侧支流阿玛扎尔河阿马扎尔河是俄罗斯的河流，属于黑龙江的左支流，由外贝加尔边疆区负责管辖，河道全长290公里，流域面积11,100平方公里，每年十月至翌年五月结冰。35/35 流域，但是，很快俄罗斯人就侵占了鄂温克民族生活的所有地区，并以收取皮毛税的形式确立国家主权。从俄罗斯人的历史记载看，至迟到1623年，雅库特[鄂温克]人开始向哥萨克交纳皮毛税，以此成为接受俄罗斯人的统治的标志。鄂温克人迁到阿玛扎尔河流域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Муравьёв，1809年8月11日～1881年8月11日，阿穆尔斯基伯爵，俄罗斯军人、探险家。贵族士官生学校毕业。1841年任少将。1847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曾多次率军入侵中国黑龙江,非法占领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及下游两岸部分地区。颁发给各氏族长以铁制圆形印章，开始其统治。从17世纪20年代至1689年中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半个多世纪，迁徙到黑龙江流域的雅库特[鄂温克]，虽然不久之后（约17世纪30年代末）一部分人迁到了中国境内，但他们依然受俄罗斯人的统治直到1918年。当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瑷珲条约》（1858年）将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黑龙江划为两国的边界后，虽然雅库特[鄂温克]人生活的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但是，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对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政治历史关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迁到中国境内的列拿河-雅库特[鄂温克]人，仍然籍属俄罗斯国，在漠河至额尔古纳一带游牧游猎。他们最初是一个统一的部落，有一个统一的酋长。酋长鄂温克语称“基那斯”。1761年，原统一的酋长去世，从此这部分鄂温克人再也没有产生统一的酋长，而改由俄罗斯伊格纳希诺村(对面为中国黑龙江漠河的漠河村-北极村)的地方官“阿塔曼”（长老）领导。统一的基那斯-酋长去世后，雅库特[鄂温克]人分化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基那斯-酋长35/35 ，统一的部落演变为松散的氏族“联盟”。这一时期，虽然基那斯仍由鄂温克人选举产生，但需要得到俄国政府的任命。基那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俄国政府统治雅库特[鄂温克]人的地方官，一方面为俄国政府收税，另一方面向鄂温克人传达俄国政府的命令。雅库特[鄂温克]人由伊格纳希诺村的地方官-阿塔曼领导了56年，之后又由波克罗夫卡村（对面为中国黑龙江漠河的洛古河村）的地方官-阿塔曼领导了150年，最后由乌启罗夫村（对面为中国内蒙古额尔古纳的珠尔干村）的地方官领导到1918年。雅库特[鄂温克]人被俄罗斯人统治的主要表现是向俄国政府纳税或向教堂缴纳会费，即每个成年男子，从20岁到50岁，每年向俄国政府缴纳3卢布的人头税或向教堂缴纳等额会费，有时用毛皮兽皮毛支付，有时用现金支付。因此，有人将这一税款称作毛皮税或教会会费。但不管怎么说，俄国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使鄂温克人成为了虽然生活在中国领土却仍然拥有沙皇俄国国籍的人。1807年前后，大部分雅库特[鄂温克]人从漠河境内迁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激流河一带，中国奇乾村和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俄罗斯乌启罗夫村是他们经贸活动的中心地区。大概在1892年的时候,有一场瘟疫在雅库特[鄂温克]人的驯鹿群中蔓延,只有很少的驯鹿存活下来。驯鹿是生活在森林中的鄂温克人的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由于没有了驯鹿,大部分雅库特[鄂温克]人都搬离了森林,而住进了乌启罗夫村。他们被俄罗斯人雇佣,男人在田里耕作,女人从事家务劳动,直到他们挣到足够的钱而从俄罗斯境内同族人中买来足够数量的驯鹿。35/35 1917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终结了沙皇和克伦斯基政府的统治，也终结了俄罗斯对雅库特[鄂温克]人的统治。在1918年以后，由于中俄东段边界被封锁，雅库特[鄂温克]人真正成为中国公民。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一部分驯鹿鄂温克人移民到得尔布耳河上游地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即为驯鹿鄂温克人在奇乾（今额尔古纳市奇乾乡）建立了供销社。1957年中国政府为驯鹿鄂温克人在奇乾建立了民族乡。同年有8户驯鹿鄂温克人在奇乾“定居”。1960年秋又有18户“定居”。至此,尚未定居的驯鹿鄂温克人只剩下5户。1965年,驯鹿鄂温克人赶着驯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密林中走了两个月,到达位于额尔古纳左旗(今根河市)北部的敖鲁古雅河畔,建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其中有5位嫁与驯鹿鄂温克男子的中俄混血妇女随驯鹿鄂温克人一同迁到了敖鲁古雅。从此以后，这个鄂温克族群获得了新的称号——敖鲁古雅鄂温克。2003年8月,政府对驯鹿鄂温克人实施“生态移民”,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政府迁到根河市所在地西4公里现址，同时把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人）的名称延续了下来。二、研究的基本方法从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经历的历史进程看，他们的文化积淀一是来源于东北亚古老历史族群的文化发展；二是受到中俄两国政治历史关系以及族群历史关系发展的影响；35/35 三是受到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因而，在文化上，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原生态的原始社会文化，而是一种蕴涵了历史和现代两种要素的复合型文化。因而，在研究的方法上就必须坚持历史与自然统一的方法、历时性与共时性并重的方法、文献资料的分析与现实生活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坚持历史与自然统一的方法，要求在研究中应该坚持文化主位的立场，客观归纳分析驯鹿鄂温克人历史进程，进而达到科学梳理他们历史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客观性、必然性的目的。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并重的方法，要求在研究中不仅要关注驯鹿鄂温克人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更要着重研究当下文化的总体结构，更加重要的是研究清楚在他们的文化复合体中哪些属于原文本，哪些属于复制文本，以及原文本与复制文本的相互影响。坚持文献资料分析与现实生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在研究中无论是历史的叙事还是学理性分析都必须同时占有更加详实全面生动的材料，不仅进行历史资料的归纳分析，还要进行深入的田野工作。三、研究的主要观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的课题研究上，文化变迁理论是本课题应用的主要理论。因而，关于文化的概念、以及关于文化变迁和社会现代化相关理论的理解至关重要。关于文化的概念，客观地说还没有形成一个世界公认的定义。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体现人类的本质能力特征的生存方式——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延续的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复合体。35/35 因此，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文化变迁的研究就是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习俗文化（社会交往关系）等三个基本方面展开的。关于文化变迁，在人类学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学派，其中，进化论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结构-功能学派都从不同的学术视角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方便。仅仅囿于一种学派或理论观点是片面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孙秋云主编的《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年)和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钮翻译的《文化人类学》第十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中对于文化变迁理论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文化变迁,“多数人类学家指的是任何足以影响文化内容或文化结构的变化。也有学者认为是指或由于族群(或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个族群文化的改变”(孙秋云)。对于变迁的表现或者机制,认为“变迁的机制是创新、传播、文化遗失和涵化。如果社会的某个人发现了某些新事物,后来这种新事物又被其他社会成员接受了,这就是发生了创新。传播是从另一个群体借用某些东西,而文化遗失则是对现存的习俗或特征的遗弃,不论有无替换。涵化是在殖民条件下因与外来文化密集和直接接触而发生的大范围变迁(威廉·A·哈维兰)。促使文化发生变迁的原因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是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外部原因是由自然环境的变化或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人口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孙秋云)。35/35 对于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把握和演绎，就是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变迁]的课题研究上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同时，对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现实生活的田野调查，将成为分析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文化创新、文化传播、文化遗失与涵化等机制实现现代化变迁的理论基础。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文化类型的先进与落后的比较的观念。一般进化论者认为，进化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分化，从低级到高级的进程，从而，赋予进化即“进步”的社会价值判断。进而，在对社会历史的叙事中，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递进的历史进程，每一种后来的社会形态，相对于前一种都是历史的进步。这种社会历史观应用到族群文化的判断上，就形成了相应文化价值观：越是处于早期的历史文化，越是落后的，越是后起的文化越是先进的。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群的狩猎-[驯鹿]游牧经济是一种原始形态的生产方式，因而是落后的，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形态。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形成的错误判断，或者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文化进步观。文化的先进与否，并不完全表现在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方式上或社会形态上，特定的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适应的结果，或者说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自然的生态条件决定了具体的物质生产方式。35/35 地球的生态系统可分为森林、草原、田地等几大生态系统，与此相关的形成狩猎、畜牧、农业几大经济类型，各种经济（生产方式）类型不可能超越自然的局限而得到发展，因而，我们所说的文化就有了自然的规定性，森林环境只能形成森林文化、草原环境只能形成草原文化、田地环境只能形成农耕文化，而各种文化间不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或许可以界定为是否满足人类本质的自由发展，即人的创造能力的自由发展。森林生态环境并不存在着限制人的创造力本质自由发展的必然性，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森林狩猎文化与森林游牧文化恰恰表现了这个族群独特的创造力，因此，即使在现代化进程中，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森林狩猎和游牧文化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也并非是毫无传承的意义。况且，造成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森林狩猎和游牧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非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方式根深蒂固的必然性，而更多地是来源于外来畜牧、农耕、森工、采矿等经济类型的嵌入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因此，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或许就不只是一个：放弃原有文化全盘接纳其他文化范式，而是限制或剔除嵌入文化，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更大程度上促进森林植物生态和动物生态系统的平衡甚至繁荣，进而在现代技术基础上构建更能体现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创造力的新文化。3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