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道院扶乩活动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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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道院扶乩活动辨正李光伟2012-7-3118:34:45　　来源：《安徽史学》2009年04期内容摘要：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扶乩作为道院内部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既非当时新派激进人士所指斥的“迷信”，又非与秘密教门之扶乩相类。道院的扶乩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扶乩之教化、劝善功能的继承和延续，从这一角度立论，不仅有利于探究道院之扶乩在当时的合理性和蕴含的积极社会意义，亦能深化对彼时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脉络及社会上一般之扶乩活动的认知。关键词：道院扶乩教化劝善作者简介：李光伟（1984－），男，山东青州人，中国人

2、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道院是上世纪20年代前后源起于山东济南的新兴民间宗教。民国时期著名的民间慈善组织——世界红卍字会即萌生于道院，二者是二而一的关系，道院既萌生于前，又统摄于后，“名虽不同，实则一体。盖院为体，会为用，院为静，会为动，一体一用，一动一静，体用兼备，动静互根，一而二，二而一者也。”[1]“先有道院，后有红卍字会。前者为修道之所，专修内功。后者为道体慈用，致力外行，名异而实同。”[2]该组织创办后在短短数年间发展遍布大半个中国，并东传至日本、朝鲜，南至新加坡等地，成为一个跨国组织。目前学界关于世界红卍字会慈善救济活动的研

3、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3]，但对道院涉及颇少，多属概要性介绍；道院内部重要的宗教活动——扶乩更属研究的薄弱环节，迄今尚未有专文论述。其实，不仅是道院内部的扶乩，即便是一般意义上的扶乩，研究成果亦不多[4]。笔者不揣谫陋，拟根据新近觅得的道院内部资料对其扶乩活动进行初步探究，同时尽量将考察的思路和视角放得更广远一些，以期对扶乩特别是道院内部的扶乩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不当之处，恭请方家批评指正。一、扶乩：教化、劝善功能的解读扶乩也叫做扶箕。有学者曾对清代秘密社会中某些教派的扶乩活动有所涉及，认为：“扶乩，也叫扶箕、飞鸾。……‘飞鸾’之名，大概是

4、因为神仙驾风乘鸾，故有此名。”[5]还有学者认为：“扶乩即问卜、求神降示的方法，又称扶箕、扶鸾、飞鸾（因传说神仙降临时都驾风乘鸾）。”[6]扶乩也叫做扶箕是没有问题的，但认为扶乩（箕）即扶鸾、飞鸾还有待商榷。清代人即曾指出：扶乩（箕）与飞鸾、扶鸾不是一回事，“有人谓之（扶乩）曰飞鸾或扶鸾者，其实飞鸾与扶乩本两事，混而为一者误。飞鸾之耗费甚巨，手续亦繁，先一年即摒挡种种，飞时亦须阅三四月始竣事。”[7]最早对扶乩做过专门研究的是许地山。据其研究，近代扶乩可以追溯至唐代的迎紫姑神。文人参与扶乩大概起源于两宋，而在明清科举时代最为流行，几乎每府、

5、每县里都有乩坛。扶乩的目的除了问试题、功名、生死、国事、医药等外，道德劝善亦是其重要目的。许地山说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各处乩坛都能得到劝善的乩语[8]。关于扶乩与劝善关系的最佳诠释，当属日本学者吉冈义丰的论述，他指出：贯穿中国民众宗教思想的是“善”这个字。“善”不仅关系到民众的宗教思想，它也是中国人所有思想的主干。……“善”是生存于复杂历史社会的中国人所以永远依靠的；如果失去了它，人生的凭藉将完全崩溃；这是任何东西也难以取代的生活必需品。对中国人来说，善并不只是平面的伦理道德之劝诫语。它是中国人谋求社会生活时，视为与生命同价、或比生命更可贵而

6、谨慎守护的中国人之“魂”。贯穿于民众宗教信仰深处的另一要素是“乩”。“乩”又名乩笔，是书面的神谕、神训。民众的宗教活动，对出现于“乩”上的神训，寄以绝对的信赖。总之，中国民众宗教的历史特色，是民众相信善意和乩示，然后加以护持[9]。扶乩与善书相联系离不开文人和地方士绅的参与。伴随着明清时期因果报应观念的普遍流行以及地方士绅道德教化权威的塑造，特别是明末清初之际出现的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士绅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和地方的主导。当社会秩序出现动乱或异常时，他们不仅组织各种各样的慈善救助活动，而且还进行道德教化的宣讲，而民间善书的流行在很大程度

7、上亦因此而起，鸾堂和扶乩则是善书形成的源头。台湾学者宋光宇通过对清代台湾善书与善堂的考察，认为：“扶乩实际上是地方士绅阶层对地方百姓的一项社会教育活动。”[10]日本善书研究专家酒井忠夫指出：“由于扶乩习俗也流行于上层官僚和知识人之间，因此不仅清代通俗的小型新善书，且由上层知识人或其集团所制作的多数大型善书，也是依据乩示的仪礼方式创作的。”[11]大致从19世纪中叶开始，民间善书逐渐多由鸾堂扶乩编写而成。咸丰十一年（1861），关帝降笔《救生船》的序言曰：“示之以乱象，导之以游冥，诱之以笔录鸾书，……辅圣谕之宽宏，振宣讲之坠绪，化世俗之顽梗

8、。计自庚子以来，开坛千余处，书成数百种。”[12]夹杂着因果报应、鬼神观念等传统宗教文化的扶乩劝善活动，席卷了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上至社会精英，下及普通民众，无不深受其影响。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