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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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邓小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邓小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一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掀起改革热潮，对经济、政治体制等进行了全面改革。但改革初期由于人民长期受到“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明确社会主义正确的价值观具备了实践的紧迫性。只有寻找到“超越主观的价值偏好”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实现思想解放。此外，西方敌对势力正加紧对中国的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文化渗透和价值观渗透已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取

2、全球话语霸权的重要手段”。价值观之争已不再是表面上的概念之争，争夺的是由谁引领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文化软实力的至高点、掌握历史联盟的发展。自身实力不足加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环境下的文化之争，面对内忧外患，邓小平开始思考如何塑造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只有运用民族的创造力和思想力明确本国主流价值观，才有机会向世界传去中国的声音，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　　确立文革以来中国的首要价值目标——“富强”　　1979年，邓小平在青岛的谈话为中国确立大致方向：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贫

3、穷的社会主义。1984年，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即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发展经济，创造物质条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要发展经济，就离不开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市场经济。邓小平很早就开始孕育中国的市场之路，他对逐利的肯定不亚于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为了澄清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模糊认识、革新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1992年邓小平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4、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论断不仅为大众接受“市场经济”扫除思想障碍，更揭示了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在于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尽管邓小平时代未将中国的首要价值目标总结为“富强”，但首先实现“富强”的讯息已呼之欲出，被后世继承。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生成与深化　　伴随20世纪后半叶的改革推进，中国向纵深发展，“中国特色道路”的价值内涵在实践中凸显并得到丰富和深化。　　1.民主和法制　　民主和法制对立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5、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979年邓小平指出“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邓小平还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指导方针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这样，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由人制向法制过渡，彻底颠覆了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文化观念。法制以其特有的“强制性”营造出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保证民主的平稳运行，由此成为社会主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新成员。　　2.文明与“和谐”　　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

6、义精神文明。”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由此可见，“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仅是它的外在形式。两手都抓，“文明”才能硬。“文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贯穿于实践始终。　　“和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反观市场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

7、不合理竞争和私人资本无限扩张，社会两极分化明显。资本主义抛弃和违背了“共同富裕”，难于实现“和谐”的基本价值。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背景下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坚持按劳分配”、“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主张，恰恰体现了他对和谐发展的价值思考。人与人之间首先要建立相对平等的经济关系，才有望协调发展，达成社会主义的至高价值目标。　　3.四有新人　　邓小平在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

8、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要求中，他尤其强调“有理想”和“有纪律”。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反映了全社会、全民族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纪律是民族凝聚力的保障，有了严明的纪律，才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道德”是应对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以拜金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蔓延的当务之急。最后，强调公民“有文化”。当前提出培养有文化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