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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需要伦理评价和制约吗——兼析科学研究的禁区复旦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教授,徐宗良科技需要不需要伦理评价,科技的发展该不该有所制约,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此持否定态度者,通常会提出“科学研究无禁区”一说。科学研究有无禁区,这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再次提出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深思与讨论的必要。 所谓科学研究的“禁区”,一般可以理解为:科学研究存在不允许涉及的对象和领域,或指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涉、阻止、禁止、反对科学研究。科学,从本质上讲,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体、思维等现象内在本质规律的探索,是一种精神活动。从源头上
2、讲,人类的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人类追求真理的本性,是为了去认知、解释外在的世界与人类主体自身的种种现象与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人类的认识史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探索和实践的历史过程———尽管严格地说,不一定符合约定俗成的科学定义。时至今日,人类的科学触角实际上已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广达外星天体,微至基本粒子,从无机物直至最高等的生物和灿烂的人类思维之花,无不打上科学研究的烙印。科学又是一种社会活动,它与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密切相关而又互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随着科学与技术两者的结合,特别是近代以大机器工业为
3、纽带的结合,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和引人注目的社会推进器。在最近的三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一百年中,科学对社会影响的速度和力量一直是以几何级数迅猛增长。与此同时,伴随科学发现、发明而不断产生的科学思想、假说,经常遭遇传统的、现实的种种习俗、观念、思想、意识形态的诘问或非难。中国古代老庄的著作中就存在“机巧与天通”的论辩,西方中世纪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因触犯了神学的“地心说”而遭到了种种迫害。在当代,价值观念上的类似情形也时有发生,甚至有增无减,达到激烈的程度。 尽管如此,科学技术自17世纪始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了20
4、世纪后,科学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显然,无论从人类认识史、科学史还是从社会现实看,总体来说,科学的进步步伐是不可阻挡的,因为科学的本性、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它可以置任何艰难险阻而不顾,披荆斩棘,奋然前进,永不止步。恰如美国人所言:科学是唯一无限制的人类活动[1]。就此而言,科学确实是没有“禁区”的。 然而,若具体考察,科学在进步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曾经面对过形形色色的阻碍、禁锢,甚至扼杀,直到今天也很难说不存在“禁区”现象。科学的“禁区”既有外在的因素,如各种反科学的思潮,某些社会的、宗教
5、的、政治的粗暴干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因素:科学工作者对权威理论的盲目崇拜,或执著于某种科学上的偏见,使之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古希腊医学权威盖仑的血液循环理论在医学界整整统治了一千多年,被人们奉为无可置疑的信条,即使一些智慧过人的解剖学家、医生发现血液循环运动与盖仑学说有异,仍不敢对此理论有所怀疑[2](p8~9)。即便如此,从历史长河中考察,或从终极意义上看,任何“禁区”对科学研究而言毕尽是暂时的,科学正是在破除各种阻挠和障碍,包括冲决自觉不自觉的思想藩篱的进程中如同破冰船一样,打破坚冰,开辟航道,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研究无禁区
6、,也不应该有禁区。 科学研究无禁区,不该有禁区,并不意味着不能对科学以及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等评头论足,也不等于说不能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作伦理的思考、评价,或在一定时期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某些特定的制约措施。因为这里所说的伦理评价与某种必要的制约,与上面述及的科学研究无“禁区”,其目的、性质与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上或现实中对科学研究设置禁区,尽管其目的并非都是企图阻止、反对、扼杀科学的发展,但占着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往往会产生类似的后果;而此处所提倡的对科学研究,尤其是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作伦理评判与某种规范、制约,则是为了帮助科学研究寻求更
7、合乎规律、更合适的发展道路,作出更正确的抉择。这在当代尤为必要。 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当代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科技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副作用或潜在的负面影响,诸如核武器的威胁、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人口危机等已波及全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尤其是当科学研究深入人类自身的生命领域,如人类基因组与遗传研究、人工生殖技术、克隆技术等相继获得重大成果并尝试付诸于实际应用,而引出的一系列相应的社会、法律、伦理等问题,往往使人们在感叹“科技是把双刃剑”之时,不无忧虑地提出:是否应该对科技的发展给以适当的引导与制约?是否应
8、该对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作价值的评判与意义的探讨?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及诸如此类相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