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汉代财政管理研究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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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百年来汉代财政管理研究综述朱德贵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哈尔滨150028汉代的财政管理的研究应当始自二十世纪初期，正如徐式圭所言：当时“理财之学，古无专书。其散见子史诸篇者，大都零缣片锦，竟绪茫然。”徐式圭：《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但是在西欧经济主义影响下，一大批学者开始撰写财政史。汉代财政管理也在他们研究的范围之内。比如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徐式圭的《中国财政史略》、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纪书局1930年版。、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刘秉麟：《中国财

2、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刘不同：《中国财政史》，上海大东书局1948年版。等。他们利用文献并结合近代财政学理论，对汉代的上计制度，财政管理机构，会计制度以及财政监督等方面都做了论述，初步确立了秦汉财政管理研究的一些范围。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秦汉财政管理方面的研究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论著，其中以马大英和周伯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马大英在《汉代财政史》第二十四章即“财务行政与上计吏”中分别对“会计

3、年度”、“财政官署与行政”、“调度”、“上计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会计年度而言，汉代实行的是“计断九月”沈家本说：“汉初以十月为首，朝会在十月，计吏自不得不以九月为断。自太初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计文书仍断于九月者，计吏岁尽即诣京师，不及候至十二月。郡国之远者若必断于岁尽，即不及赴正月旦之朝会，故断于九月。”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上计律》（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1页。，会计年度承秦制，十月制是会计年度，随着汉武帝改革历制，会计年度也发生改变。因此上计吏的汇报时间不再是十月了。其实，汉代的会计制度还有许多其它的内

4、容，比如会计凭证、会计报告、会计审核项目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汉代财政官署问题，马先生认为汉代实行的是中央、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但是江陵凤凰山汉简证明：乡里也有财政支出权限。因此从财政学上讲乡也是一级财政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记载，市阳里与郑里的官吏除了征收赋税外，还具有支出权力。因此高敏说，它实际上体现了“各级地方机构与中央机构之间的分配关系”。见高敏：《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文史》第20辑，1983年9月。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材料可以参见：《文物》1974年第7期。。上计吏是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重要问题

5、，马先生对上计吏的任务、职责以及上计的重要性做了介绍，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另外，赵云旗的《中国古代财政管理研究》对整个古代的生财、用财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赵云旗：《中国古代财政管理研究》，《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周伯棣对汉代财政管理也有专论。他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汉代的财政管理问题：第一，公私财政的划分；第二，预算会计制度。他说，公私财政划分的创始及其办法，在秦汉以前，国家财政与领主私人的财政几无区别；到秦汉时代，即有区别。可以说，公私财政的划分，为汉代财政的一个特色。东汉以后，虽也有划分的企图，但划分得不是如此清楚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

6、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我认为这一传统观点值得商榷。（详论见后，此不赘述）关于汉代预算的问题，由于文献简缺，周先生也没有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秦的预算无法考究，汉代的预算制度本身亦无可考，但观于成帝责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则可知预算是有的。虽有预算，事实上又未必严格遵守，故成帝加以谴责说：“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8《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23页。以下版本同。。由此可见，汉代粗略的预算并不是没有。与预算相关联，也可说与决算相接近者，则有“上计”之制。它与周代的“岁终则会”的精神相仿佛。

7、不过具体说来，它是地方官吏定期向国王报告民户税收数字的账目。这个办法就是：把一年税收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剖而为二，王执右券，官吏执左券，国王根据右券在年终考核官吏，予以升降前揭周伯棣书，第129页。孙翊刚先生论述了古代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国家预算的基本形式、预算的编制与执行。对汉代的预算问题，也囿于材料，未深入之。参见孙翊刚：《中国财政问题源流考》第五篇《中国国家预算的早期形态及其发展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285-298页。他在《简明中国财政史》中讲：“据史料记载，三代时已有了早期的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和会计制度。我国的预决算制度，据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