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秦汉陵寝制度研究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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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章东汉陵寝制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东汉是在西汉王朝灭亡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刘姓封建王朝。政权建立之初即借鉴西汉灭亡的教训，不断加强皇权和封建专制主义集权。以豪强地主为基干的封建政权进一步加强，而国家地主和皇室地主是豪强地主中等级最高者。另外，东汉一代又延续西汉时期的分封制度，在各地分封较多的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虽已无法和西汉初诸侯王的权利、地位相提并论，但他们毕竟是分封一地的诸侯，有较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东汉皇帝和地方诸侯王的墓葬制度虽存在一些差别，但更有较大的统一性，它们集中展示了东汉陵寝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出陵寝

2、制度初步确立的时代特征。一、东汉帝陵陵寝制度研究东汉自刘秀建国，到汉献帝禅位于曹操，共196年，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等14位皇帝，而少帝被废，废帝遭贬，因此只修建有12处帝陵。其中汉献帝的禅陵位于河南省焦作，其余的11座均在洛阳附近。关于东汉帝陵，史书中多有记载，但并不统一，且存在一些讹误之处，因此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一）东汉帝陵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考古资料关于东汉帝陵，东汉末期的《东观汉纪》、《古今注》中已有叙述，《三国志》、《后汉书》等中亦有相关记

3、载，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又进行了较多补充，之后各代虽均有研究，但多沿用早期记载。新中国建立之始，洛阳邙山一带的考古工作大多是围绕基本建设来展开，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针对东汉帝陵的调查才逐渐增多。进入本世纪，由于文物保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有关东汉帝陵考古钻探和相关遗存的发掘工作得以展开，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1.新中国成立之前关于东汉帝陵的记载与研究东汉末年成书的《东观汉记》（刘珍等撰）中记载了桓帝之前的八个帝陵的名称。南朝时，宋人范晔根据《东观汉记》的记载，在《后汉书》里补齐了十二陵的名称。《后汉书》

4、中还有较多关于诸陵及葬制、葬俗等的记载，如《后汉书·孝明帝纪》载：“葬光武帝于原陵。”《后汉书·五行志》载：“阳嘉元年，恭陵庑灾”等等。特别是《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了较多相关的丧葬制度和礼仪，如陪葬、合葬礼制、墓圹、棺椁、随葬品及上陵之礼等等，对我们今天研究东汉帝陵有较大的帮助。《三国志》中亦有汉献帝禅陵的记载，如《魏书·明帝纪》载“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另外还有朱超石游历邙原，见光武坟上杏树所结之杏甚是味的等记载[[]《全晋文》一六七卷载朱超石《与兄书》：“登北邙远眺，众美都尽。光武坟边杏甚美，今奉

5、送其核。”]。西晋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记》（宋徐天麟的《东汉会要》所引）中关于各个东汉帝陵的大小、方位等有简略记载。其中载汉魏洛阳城西北15-20里有五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故城东南30-48里有六陵：明帝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对洛阳东汉帝陵的分区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西晋司马彪及南朝梁人刘昭所撰的《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所用《古今注》（东汉伏无忌著）中列举了诸帝陵的陵园规模。另外还有许多的诗赋都提到了邙山的东汉帝陵，最著名的是张载的《七哀诗》和张协的《登北邙

6、山赋》等，从中可以判断当时人们对邙山东汉帝陵的位置以及毁废状况是有一定了解的。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引《古今注》、《帝王世记》等的记述，对东汉帝陵的大小、高度、距离等有较多的描述，如“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显节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寿亭也。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等等。唐代以后，东汉帝陵渐渐不为人们所知。宋元时期仍有一些关于东汉帝陵的记载，典型的如徐天麟的《东汉会要》，多引《帝王世纪》，对东汉帝陵的相对位置和距离进行了描述。但一些关于东汉帝陵地望的文献开始出现错误，如光武帝

7、的原陵被定为远离邙山而又临近黄河岸边铁谢村的“刘秀坟”。宋至明的正史文献有关东汉帝陵的记述基本以李贤所注《后汉书》为绳。至清代，洛阳知县龚崧林勘察了洛阳附近的古代墓冢，确定了汉魏陵墓的位置，并在陵前立碑，划定了陵域范围。但由于没有做详细的考证，龚崧林考定的邙山十一陵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是错误。1933年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考察了邙山东汉帝陵，考察的情况记录在《洛阳访古记》一文中，但多沿用旧说，但他也对《后汉书》李贤注和《帝王世纪》等早期文献提出了质疑。总的看来，我国古代关于东汉帝陵的文献并不多，比较可信的主要有《后汉书》、《东观

8、汉记》、《续汉书》、《后汉纪》等。这些文献关于陵园建设、陵寝制度、祭祀礼仪、陪葬制度等内容的记载相对较多，而关于帝陵位置的记述则较为简略。可以说文献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东汉帝陵来讲非常重要，但确实是很简略，因此关于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勘探等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就显得十分重要。2.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