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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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　　在收集詹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的文学”1的下列注释时，我不知不觉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如果让我说出我最推崇的一位当今美国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那人肯定非詹姆逊莫属。生发出其文本激情的那种吁求——美国学校的文学教育不仅应该关注“西方”文学，而且应该关注“世界文学”；所谓的文学经典不能只建立在具有排他性的占支配性地位的审美快感之上，也应建立在一种具有丰富的包容性的异质性基础之上——这当然是完全有益的。而且，我对他在阅读异国文本时所具有的丰富知识和广泛兴趣，也是十分钦佩的。　　但是，这种对教学大纲的改革吁求——甚至连他对鲁迅和奥斯曼尼·塞姆班内(S

2、embeneOusmane)2的博学的阅读，最终也被一种更富有野心的承诺所合并——确切地说，是被取代；这一承诺虽然贯穿着整个文本，但只有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条脚注的最后一句话中，才明确地表述出来：即建构起“一种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认知性美学(cognitiveaesthetics)”。这种“认知性美学”，反过来却建立在对广泛存在的重大差异的抑制之上，这些差异一方面存在于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存在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化的构形之间和内部。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詹姆逊所说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这篇文章存在的问题，就出现在要求教学大纲改革和阐述“认知性美学”的这段话中。不消说，这些问

3、题又是极其繁多的。　　毫无疑问，我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有着个人的，甚至有点生存方面的原因，这一点在一开始就给与明确的声明。我十五年来一直在阅读詹姆逊的著作，至少我对于西欧和美国的文学和文化的一些知识得益于他；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总是将我们——我和詹姆逊，看作是长着相同羽翼的鸟儿，尽管从未在一块相聚。但是在我读到这篇文章的第十五页的那一刻（特别是看到以诸如“所有的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必然……”这样的话开头的句子时），我开始意识到，在那些被理论化的许许多多的事物当中，分明有我自己。我出生在印度，用乌尔都语(Urdu)3写诗，那是一种通常不被一般美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语言。因此我问自己：“所有的

4、？……必然地？”这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然而事情却变得更加令人不解。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无需丝毫的懊恼，那个虽与我远隔江河，却曾让我长时间地、充满深情地视之为同志的人，依他的观点来看，竟是我的文明的他者(Other)。这种感觉真让人不好受。　　I　　我也认为，的确有许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作家写出的好书的英译本可供使用，而且必须将其用作教材，以解决美国各州普遍存在的种族中心论和人文学科文化上的短视症问题。如果需要给这一活动命名，人们可以称它为“第三世界文学”。然而，与之相反，我认为“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即使在它最生动的展开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术语，没有什么理论地位。

5、论战在所有的人文话语中——尤其在政治话语中，都必然占有显著的位置，因而在松散的、争论性的语境中运用这一术语是完全有效的。但是，若把这一术语从论战的语域中提升出来，将其阐明为产生理论知识的基础，假定其具有构造知识对象的某种严密性，那么这不仅是对这一术语本身的误解(misconstrue)，也是对其所指涉的世界的误解。我将在本文中进一步指出，并不存在像“第三世界文学”这样可以被阐释为理论知识的内在连贯对象的术语。一些基本问题——如分期化、社会和语言的形成，文学生产领域内部存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等等——在没有彻底的实证还原主义作条件的一般层面上，是不能得到简单地解决的。　　例如，一个简单的事实

6、是，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文学家并没有采用宗主国家的语言,这意味着来自那些大陆的众多文本在宗主国家是可以通行的;因此,试图去构建“第三世界文学的认知性审美理论”的文学理论家，将是在构建理想模式；运用马克斯·韦伯的方式,复写东方主义学者在呈现自身对某些“高级”文本传统的阅读中所调动的所有基本程序，他们将此传统看作是假定为统一对象的那种知识，并称之为“伊斯兰文明”。我在此可以补充一点，宗主国家与帝国主义化的构形之间的文学关系，与宗主国家自身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差异。几乎每一个欧洲和美国的文学理论家都能掌握除自身语言之外的好几种欧洲语言；欧洲语言之间频繁的相互翻译，都为文本的流通创造着溢美过分的渠道

7、，因此即使一个美国学者对英语之外的语言所知甚少，他也能被很好地置根于各式各样的宗主国家传统当中。从另一方面来看，宗主国家和亚非国家之间的语言和文学关系，与宗主国家自身之间的文本交换体系有三点显著的不同。几乎每一位现代的亚、非洲知识分子都至少懂一种欧洲语言;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欧美文论家曾经不怕麻烦学过任何一种亚、非洲的语言；宏大的翻译工程使文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广为流通，但当这些文本译自亚、非洲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