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与古代诗人的仕途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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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典诗词与古代诗人的仕途的困惑——庙堂与江湖的抉择内容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等的探求，寻找古代诗人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总是陷于两难境地的缘由，试图理解古代诗人在仕途之路上的各种矛盾与困惑。关键词：仕途；诗人；庙堂；江湖一、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中，一枝是仕宦文化，一枝是隐逸文化。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仕途困惑最终都将涉及到一个关于“仕”与“隐”的抉择。而这一困惑的来源，是在专制政治体制下，中国古代诗人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无法统一。二、（一）、居庙堂之高：古代知识分子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

2、、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康庄大道。”[1]曹佳玲.中国古代文人隐逸思想的渊源及其诗文表现[J].甘肃林业高职教育，2010(2)：102-105[2]孙适民蒋玉兰.中国古代文史文化与知识分子现代化[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刘明华.致君与制于君——论杜甫的仕途困惑[J].天府新论,1998(2):88-93[4]杨德秀.古代文人“进”与“退”的智慧——古代文人的“入世”与“出世”[J].大语文论坛，2007(7):29-30[5]张再林.唐宋食风与词风的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胸怀天下；苏轼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渴望在早生华发之前能够有所作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使如李清照这样的女诗人也有“人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诗句。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君权笼罩一切、支配一切的时代，古代诗人的政治理想在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朽中，往往遭遇到种种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打击。首先是“内圣”和“外王”的矛盾。古代诗人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在实现“内圣”的基础上“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外王

4、”。专制的政治制度大量需要的是奴才，尽管他们也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但也必须是奴才式的人才2]。在外王的实现中，君王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封建时代从来就是明君少而昏君、暴君多，倘若遇上这样的君主，则“外王”基本无从谈起。其次是“致君”与“制于君”的矛盾。在旧时代，封建皇权高于一切，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必须“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封建政权修修补补3]。在入世思想的影响下,文人的政治目标在追求的过程中肯定会触犯其他人的利益,乃至君主集团的利益,这种时候,败走就成了文人政客最终的悲哀宿命。（二）、庙堂与江湖的抉择由

5、于古代诗人耿直的秉性和敢谏的气概，大多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有的被奸臣所害，有的遭小人暗算，有的受同党排斥，或穷困潦倒，或流放荒丘，或不得善终。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柳宗元的“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苏东坡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就是文人落魄和被贬的真实写照。这时候诗人们就面临着江湖与庙堂，即“仕”与“隐”的抉择。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还是更向往入仕的。因为他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有“济世”之才，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这样，“学而优则仕”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正道。但他

6、们终究是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碰撞，梦想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寄情于山水之中，流连于风物之间。（三）、处江湖之远：在“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仰天大笑”的豪者,“采菊东篱”的闲者,“独钓寒江”的适者,“感慨流水”的智者,“感叹命运”的明者⋯⋯他们不甘愿选择政治,泯灭个性,就只得将政治悲剧回归到自然当中。他们吟诗作赋,对酒当歌,此时的文人去掉了伪装,找到了真正的自我4]。隐逸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一种人生方式，是自古存在的。从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道隐”，到庄子追求超然之精神存在的“心隐”；从汉代

7、东方朔提出隐身“金马门”，将独立自由人格巧妙融入宦游之中的“朝隐”，到魏晋时期身居林泉，人格豪迈的“林泉之隐”，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逐步形成和成熟。到了唐代白居易提出“中隐”，使隐逸中庸化，不再以“隐”作为实现独立和价值的途径，盛极一时的隐逸文化便开始走向衰落1]。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隐逸成为一条获得集体认同的世人处事、持身的最佳退路，所谓“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它成了不少知识分子安顿良心，安顿受挫人生的一种精神方式。但不管是精神上的归隐还是现实性的归隐，其中灌注的现实政治内涵的“归隐情结”，也折射出中国古代文人入世与归

8、隐之间相互矛盾的心理文化。（四）、江湖亦如庙堂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价值观，决定了士人把做官从政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作为“自我实现”的唯一内容，甚至成为民族心理。当认识到做官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就选择隐逸。许多诗人隐逸之后又并非心如死灰，而是将才情寄予诗文，在艺术上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