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

“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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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内容提要30/30“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内容提要30/30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权力中心成为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形式的主导因素。这样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中国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因此从理论上说,它在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化。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

2、,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是哪些利益主体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扮演着“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本文通过对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自费开发区到省重点开发区,再到“国批”开发区的演变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认为放权让利改革战略与“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经济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不仅愈来愈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而且还直接从事能导致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活动。本文由此推导出的结论是,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

3、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选择一条激进式改革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渐进改革道路。权力中心作为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形式的主导因素。这样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中国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但由于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内在规定性,

4、因此从理论上说,它在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化。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是哪些利益主体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扮演着“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并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二、“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一种新的理论假说30/30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随着市场规模、技术、行为人收益预期等因素的变化,很可能出现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如

5、果组织或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潜在制度收益,就可能发生实际的创新。至于一个社会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则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好结构。主流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获取潜在制度收益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即个人或一群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定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创新;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即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以及经济刺激来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30/30我国在改革之

6、初选择的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其选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产权并非纯粹是一种凭借私人信守来得到履行的私人之间的合约,因此在一个由权力中心的供给意愿和能力主导变迁方向的框架内,为完成向产权明晰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不管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还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都会因陷入“诺思悖论”而面临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原因在于:为了解决搭便车行为和获得规模经济,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依赖于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但国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不仅具有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动机,而且总

7、是力图获得最大化的垄断租金。由于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而当国家面临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时,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突破“诺思悖论”的现实制度变迁方式可能介于纯粹个体的自愿牟利行为和完全由权力中心控制之间,即在私人之间的自愿契约与权力中心的供给行为之间存在一种既能满足个人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要求,又可通过在与权力中心的谈判与交易中形成的均势来实现国家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的集体行动。实施这一集体行动的主体

8、便是组织。所谓组织,是指在既定制度规则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团体。在现有约束所致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创立的组织是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人角色出现的,当出现获利机会时,具有充分谈判力量的组织就会利用政治来实现最大化目标。组织在追求潜在收益过程中会逐渐改变其结构,使国家在保护旧产权形式的成本递增的同时,增加从新产权形式中的获益,从而化解“诺思悖论”。30/30在以私人合约为基础的分散化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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