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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改革政策的困局(2010-08-03)●郑永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 从改革而言,方方面面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1980年代还是1990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1990年代,政
2、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国有企业得以重组成为大型的企业集团,意在加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以民营化为主题的“放小”政策,则大大强化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力量。此外,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19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
3、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垄断型国有企业阻碍改革动力 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国有企业就没有从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也已经成
4、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也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不不容许,要不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资本过剩的部门又没有投资空
5、间,从而到处盲流,大肆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 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高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包括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那么,事实上怎样呢?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要不阻碍改革、要不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不挟持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权力资本”驱动经济发展 但是,令人费解的
6、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反,中国似乎从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的确,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但应当说明的说,这些政策举措并不是改革。或者说,近年来,中国的高度经济发展,并非通过实质性的经济改革而达成。概括地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GDP主义指导下,以国家经济和金融部门来发动的“开放式的经济动员”而取得的。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利益驱动的发展,依靠的是官员和企业家的逐利本能(basicinstinct)。单纯以
7、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发展策略,使得权力与资本结成实际联盟,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资本”。不分领域,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哪里能够盈利且没有强大的抵抗,权力资本就流向哪里。 除了促成经济的飞速增长,权力资本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了国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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