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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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研究戴玉琴当中国的民主主要尚停留于原则精神等理念层面，没有深入到民间社会，更没有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和输入，起到“引路人”的作用。在农村民主政治进行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农村民主意识的提升，农民操作民主技能的提高，这时国家力量就应该退出农村社会，为农村民主政治的自主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起到“守夜者”的作用。　　“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十七大报告中发出的响亮声音，

2、也代表了中央政府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期待。同时现代国家建构和乡村社会发育的双重需求也日益凸显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重大价值。而农村民主政治，尤其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民主政治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既需要人们在实践中的创造，又需要理论界不断的总结、提炼，从而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之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选择了农村村级民主政治作为研究的主题，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基础上，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分

3、析方法，对我国农村近三十多年来的民主发展历程及各种创新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轨迹　　课题组为了研究需要，缩小了研究论域，把乡镇这一级民主和农村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的研究相对弱化，将视野更多投放于村庄这一级，以村民自治为考察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特定语境将农村民主政治界定为当下以村民自治制度为载体的农村普遍采用的一种村民直接管理自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机制。　　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基本是沿着两个轨迹进行的：　　围绕“国家政治权力在乡村的进出”这一中轴进行。如果把国家权力在农村公共场域的运动向前

4、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发现其运行轨迹基本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的下沉、上世纪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制度推行期的全面渗透与改革开放后的向上回抽过程。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回抽过程交织着“现代国家”和“乡村社会”两种力量的博弈，而且权力的回抽本身体现了被动性、渐进性特征。具体来说：　　第一，从其被动性来看，虽然村民自治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国家社会发展战略转换的结果，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出现及国家权力从农村的后撤，已不仅仅是党政领导的主观决策力量所致，而是长时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演化的逻辑

5、结果，是国家针对乡村基层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国家调控能力普遍弱化的严峻形势，对基层农民变革要求作出积极反应的结果。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量改革战略指导下，农村受压抑的经济潜力被成功释放，经济利益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又促进了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过去由人民公社政权组织系统掌握的生产经营权逐步下放给个体农民生产者，农户也逐步取代生产队成为农业经济的细胞。经济权限管理模式的这些变动必然导致国家不能再以全能主义的姿态具体管理农村的一切活动，国家行政权力不得不回抽上收至

6、乡镇。而为了解决因“政社合一”模式的解体和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削弱所导致的整个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失范，一群农民自发创造的村民委员会组织自然而然地进入国家上层领导视野，成为国家整合农村的替代战略。　　第二，从其渐进性来看，国家对农村自治式民主的发展基本经历了关注、动员、推进和规范几个阶段。就其原因来看，既因为农村自发性民主向制度性民主转型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又因为改革开放后农村政治自发演绎格局需要国家重塑与农民的关系，并在乡村重建合法性基础来实现对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和整合;还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至

7、90年代末的10年中，由于国家没有有效地找到与农村自发民主的结合点而使农村民主政治进程在发展中遭到了挫折，在操作中遇到了困难。为此，国家力量还不能完全撤出乡村，还需要从政策、法律、法规的层面去规范。而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及1998年之后以不同形式发布的引导村民自治发展的相关文件，都标志着中国的村民自治还在国家整体谋划的发展框架中。　　围绕“基层创新实践”展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从来都不缺乏对农村治理

8、和基层民主的探索者，而在他们的实践探索中，民主化作为农村治理的共同方向和目标之一，始终是激发他们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的“动力源”，也是传导农民权利本位、提升农民民主素质的“引力场”。这些探索客观上丰富了中国当前农村民主政治生活，并构建了新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　　从中国地方民主创新实践来看，各地农民自主创新的实践实际上是各种因素和力量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这里既有村民自治中的某些实践方式无法再依循原有路径发展下去的现实困境，又有国家权力收缩后所带来的农民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