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路径是必然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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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良路径是必然悲剧——对一次自上而下改革的悲剧性描述有一个历史的问题需要再一次提出：晚清政府在最后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之内，的确让中国的市场变得比过去要活跃，要有规模，要有国际化气象，一批官商结合企业的兴起，的确使得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具有醒目特征的近现代企业和企业家，中国的国力在1842年-1895年之间，一度雄踞亚洲之首，无论是国家的经济总量，还是军事力量，其他亚洲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但为什么晚清政府却没有利用这样的经济发展态势，将中国带入真正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不仅晚清政府没有建立其现代化的国家秩序，反而进入1900年代之后，辛亥

2、革命爆发，这个曾经构想自上而下改革的帝国政府，竟然迅速崩溃。一种解释的路径，是晚清政府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经济格局，依然使用陈旧的管理方式，这导致近代化的进程和朝廷管理方式之间构成一种巨大的撕裂。的确，晚清最后几十年，民间的反抗此起彼伏，地方政权军事化，地方乡绅和新崛起的商业团体，使得晚清政府的大政府管理方式失去了足够的财力和军力支持。传统的药方，当然是要继续做大政府的规模和实力，然后用堵的方式化解社会问题；新的方法，则是顺应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逻辑，用现代化的方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很遗憾，晚清政府选择的是前者。6事实上，真正的儒家传统

3、观念，并不支持国家过多参与经济管理事务，但是这种观念很早就被朝廷抛弃，一种相反的价值观成为主流，人们普遍相信，工业的发展，经济的转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是帝国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刚开始，官僚们对外国人的经济渗透是非常警惕的，提出了自强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求避开帝国主义的控制，确保朝廷大体。大量的改良主义人士，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维度上思考和工作，比如设立通商口岸，就是为了将外国人的势力锁定在几个狭小的城市，而不至于让整个中国都被外国人控制。比如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朝廷官员意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中国的改革，必须吸收科学新技术，这甚至包括了要

4、改革教育制度，制定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法规，有人还趁机提出了更加重要的制度，代议制。但这一切的构想，都是要以官僚的觉醒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秩序来推行。这才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大的历史真相：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思想和政策，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官僚和改良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才得以缓慢推广。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历来的确存在改良主义，但是大量的改良主义人士，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两种原则，第一是提倡自上而下的渐进主义秩序，幻想构建一个由国家和政府推动的真正的改革，第二是大量的改良主义人士为此纷纷挤进官僚团体，接受政府的顾问等诸多闲职，甚至是实职。两个历史

5、的悖论显得非常醒目：一个早就被既得利益把持的现行官僚集团，事实上不太可能对自身的利益进行真正有影响力的改革，这导致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化以来，所有的改革都是隔靴搔痒，不切实际，导致所有的改革似乎都是政府对民间社会，对每一个人的利益恩赐；另一个巨大的现实则是，大量本来有改革精神，有一定现代化事业的改革派人士，一旦进入官僚体系，迅速被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吸收并同化。6历史就是按照这种令人沮丧的逻辑在推进。当试图改革的人们看到了一点短期的利益，改革的激情就开始减弱，改革的内容也越来越空洞。历史作证，1895年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晚清政府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领导一个古老国

6、家的现代化转型。当时，一批改良主义人士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反思的路径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思维方式。比如人们发现，在没有进行税制改革的前提下，政府的财力应不太允许政府对所有的工业化进行直接的投资，而土地税早就面临着民间的抵制，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难以为继。在财政收入的分配方面，各省的实力在做大，中央政府的力量在弱小。基本上，除了海关税有所增加之外，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财源，只能勉强维持行政开支。本来，在过去的大概20年之内，政府曾经以官商结合的模式主导建设了一批近代化的企业，但依然是官僚和企业家阶层严重的相互依赖，导致这一批官商合办的企业没有良好的发展，市场的力量

7、弱于政府的力量，晚清政府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培训出真正的新财源。初衷当然是美好的。李鸿章等改良派的精英甚至比很多人都看得更远，比如在操持官商合办企业的时候，为了防止朝廷和各路官僚对企业的干预，当然也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新起来的企业被允许主要依靠民间资金，而不是完全6依赖朝廷的投资。改良派人士似乎找到了一种不错的企业管理方式，通过选择私人投资者和私人企业管理者，给予他们一些政府的权力，甚至吸收他们进入政府机构，让他们成为官僚集团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历来的谋略大概都是这样：已经形成的官僚集团只是这个国家管理层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周围，则是众多的合作者，在企业和

8、企业家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背景下，这个合作的对象，当然要发展到对所有资本持有者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