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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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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1980年前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也开始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自上世纪90年代建立部分基金制后,制度的转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转轨成本和激励问题等,这给羽翼未丰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文透过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分析了利益集团在当前情况下对下一步改革又会产生如何的影响。一种可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公共财政,国企改革 一.引言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无非围绕两种模式——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世界
2、各国要么单纯选择其中一种模式,要么选择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体。在上世纪的后几十年内,世界各国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改革的主流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这种转变也被称作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改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美国是现收现付制的典范,Feldstin(1985)则主张现收现付制应该向基金积累制转变,因为现收现付制对私人储蓄具有挤出效应。欧洲对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源于人口老龄化给现收现付制带来严重的收不抵支问题。封进(2004)认为中国等转型国家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而展开的,同时顺应人口结构变化的要求。 对
3、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上以福利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封进,2004)。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存在和持续下去。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源于Browning(1975)的研究,他认为民主社会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巨大规模归因于和中位投票者年龄有关的政治因素。这一论断引发了众多关于社会保障的政治经济模型的相关文献。VincenzoGalasso,PaolaProfeta(2002)考虑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政治可行性,他们认为利益集团模型考虑的是社会保障的人均转移支付和人口统计学方面。改革的政治可行性有赖于债务的利用——转型成本转移给下一
4、代,要接受由于私有化导致的债务。他们计算发现所有当代人对改革和状况系无关紧要的态度时,改革就可以被推行下去。他们引用了关于利益集团模型的相关研究成果:Verhoeven 和Verbon(1991)、Verbon和Verhoeven(1992)提出,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结果是会提高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养老金收益;Becker(1983,1985)、Becker和Mulligan(1998)论证说人口迅速老龄化将降低而不是提高,由于更多人将承受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搭便车效应,社会保障在现有的政治压力下将变得更加无效;Profeta(2000)的研究结合了这两
5、种效应,他认为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总的效应是驼峰形状的。CooleyandSoares(1999)发现,1980年前后养老金私有化改革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他们解释改革得以实行的条件是,转型期的养老金收益部分地由举债筹集,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化的成本转移到将来的下一代人,所以当代人会更加赞成改革。Mulligan和Sala-i-Martin(1999)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再分配政策,是不同利益群体各自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关于应该实行哪种养老保险制度,学术理论界从未停止过对它的讨论。讨论存在三种观点,一类是主张实行完全的
6、现收现付制(DB),一类是实行完全的基金积累制(DC),另外一类是主张实行名义账户制(NDC),对此王新梅(2005)做过系统的概述。Takayama(2002)认为实行NDC可以避免转轨成本问题。郑秉文(2003)也主张中国实行NDC模式,但他认为这是向完全积累制顺利过渡的途径。封进(2004)考虑中国应该实行具有代内再分配功能的现收现付制。而王新梅(2005)则认为多数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并不采取积累制,也没有向积累制过渡的打算,因此中国在将来也不宜考虑采用积累制,她主张实行完全的名义账户制(NDC)。 对于中国为何选择现在的制度,以及今后
7、将选择怎样的道路,学术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封进(2004)强调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与公平和效率的交替和协调有关,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对养老保险选择的有着不同的态度。养老保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可以按年龄和收入划分为工作一代、退休一代以及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退休一代赞成一个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现收现付制;工作一代中,低收入阶层的人也会选择现收现付制;而高收入的人则愿意以私人储蓄代替养老保险。中国现阶段的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具有再分配功能,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大部分人的意愿不可能放弃现收现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同时,这
8、一制度所处的外部环境(如人口年龄结构、劳动生产率、资金运行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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