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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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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誉权的“膨胀”与“瘦身”[导语] 从《民法通则》制定到今天,走过了将近20年,现在这些问题有了反思的机会:在新闻批评和人格权保护、名誉权保护方面,我们应该寻求更加协调的路径。 [正文] 在中国名誉权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形象地看到一个“膨胀”的过程,再加上一个“瘦身”的过程,就像我们所说的“减肥”运动一样,中国的名誉权目前正处于一个“减肥”的过程。 中国的名誉权是在1986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中正式确认下来的人格权。在确认这一人格权之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即“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直
2、到《民法通则》通过之前的酝酿过程,也正是在那个酝酿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的名誉权。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中,1949年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在我们的法律当中几乎看不到名誉权这一概念。在现实中,人们也没有享受到这个权利带给我们的福利。“文化大革命”使人们遭受了太多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反思,之所以出现这种人格被践踏的悲剧,是由于人格权在立法上没有保障。 正是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基础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家一直非常关注人格权的问题,非常关注名誉权的问题。 从中国人格权发展的基本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从我国民法起草时的第一稿到
3、第四稿,一直到正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都规定了名誉权这一概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名誉权寄托了太多的期望,所以,它也担负了我们更多的期待。 从《民法通则》规定名誉权以后,它的内容就很膨胀,超出了名誉权本身应有的含义。从立法的条文中可以看到,在名誉权的条文中写入了人格尊严这样的概念。而从大陆法系的立场上看,人格尊严这一概念应当是一般人格权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名誉权,包含了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内容。这是中国名誉权膨胀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在《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权的规定中
4、没有规定隐私权,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解释者觉得隐私权还是需要保护的,于是司法解释就把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强加给了名誉权。 第三个原因是名誉权本身包含了信用权的内容。在我们的民法体系当中,当时没有使用信用权这个概念。在解释名誉权概念时,我们就把信用权概念的内容吸收在了名誉权当中。3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中国的名誉权在现实当中,特别是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初,它所包含的内容超出了这个权利本身应当包含的内容。名誉权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差不多起到了一般人格权这样的作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名誉权的概念同美国隐私权具有差不多
5、的性质。就是说,它可以包含很多权利内容在内,使它比较膨胀,差不多相当于一种母权利。 从《民法通则》公布实施以后,名誉权这一概念通过立法成为一个正式的权利。在随后的司法实践中,它解决了很多在立法时没有想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死者的名誉要不要保护。我搜集的中国名誉权保护的10个案例中提到了这个案例,那就是天津的“荷花女”案件。这是中国的司法第一次面临死者的名誉要不要保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确认对于死者的名誉要给予保护。 随后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量的关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和自然人的名誉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
6、被很多人称之为《民法通则》实施以后的“告记者热”。后来,在学术上被概括为新闻侵权,涉及新闻自由、涉及自然人的权利保护等问题。讨论中我们有一个根本的立场,即媒体的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更多地考虑人格权的保护、名誉权的保护。但是,最近几年也有很多人提出来,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中国的立法和司法要更多地站到个人权利的立场上,来限制甚至控制新闻媒体的言论批评自由?而没有更多去考虑新闻媒体这种社会公众的价值。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我前一段时间在台湾访问时说了一个观点,大家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名誉权寄予更多的希
7、望,希望它在保护人格权这方面有更多的作为。同时,也是我们在经历了长时间没有受到人格权保护的历史以后,今天我们更重视这个权利,更重视这个权利所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这个权利被看得过于强大,寄托了更多的期待。原因之二在于这其中有一个逆反心理的问题。中国的舆论、中国的媒体勇于批评的对象更多是百姓而不是官员,更不敢批评政府,新闻批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新闻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站在弱势的这一方,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历史已经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走到了今天,走过了将近20年,现在这些问题有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在新
8、闻批评和人格权保护、名誉权保护方面,我们应该寻求更加协调的路径。 在“膨胀”阶段,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保护虽然并不是全面的,但是,今天我们来说的时候,这样的认识有利于号召人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强调人民的权利观念。现在,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权利意识日渐成为大众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一个转变,应当给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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