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权的“膨胀”与“瘦身”

《名誉权的“膨胀”与“瘦身”》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名誉权的“膨胀”与“瘦身”[导语]　　从《民法通则》制定到今天，走过了将近20年，现在这些问题有了反思的机会：在新闻批评和人格权保护、名誉权保护方面，我们应该寻求更加协调的路径。　　[正文]　　在中国名誉权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形象地看到一个“膨胀”的过程，再加上一个“瘦身”的过程，就像我们所说的“减肥”运动一样，中国的名誉权目前正处于一个“减肥”的过程。　　中国的名誉权是在1986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中正式确认下来的人格权。在确认这一人格权之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即“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直到《民法通则》通过之前的酝酿过程，也正是在那个酝酿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

2、的名誉权。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中，1949年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在我们的法律当中几乎看不到名誉权这一概念。在现实中，人们也没有享受到这个权利带给我们的福利。“文化大革命”使人们遭受了太多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反思，之所以出现这种人格被践踏的悲剧，是由于人格权在立法上没有保障。　　正是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基础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家一直非常关注人格权的问题，非常关注名誉权的问题。　　从中国人格权发展的基本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从我国民法起草时的第一稿到第四稿，一直到正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都规定了名誉权这一概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对名誉权寄托了太多的期望，所以，它也担负了我们

3、更多的期待。　　从《民法通则》规定名誉权以后，它的内容就很膨胀，超出了名誉权本身应有的含义。从立法的条文中可以看到，在名誉权的条文中写入了人格尊严这样的概念。而从大陆法系的立场上看，人格尊严这一概念应当是一般人格权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名誉权，包含了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内容。这是中国名誉权膨胀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在《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权的规定中没有规定隐私权，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解释者觉得隐私权还是需要保护的，于是司法解释就把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强加给了名誉权。　　第三个原因是名誉权本身包含了信用权的内容。在我们的民法体系当中，当时没有使用

4、信用权这个概念。在解释名誉权概念时，我们就把信用权概念的内容吸收在了名誉权当中。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中国的名誉权在现实当中，特别是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初，它所包含的内容超出了这个权利本身应当包含的内容。名誉权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差不多起到了一般人格权这样的作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名誉权的概念同美国隐私权具有差不多的性质。就是说，它可以包含很多权利内容在内，使它比较膨胀，差不多相当于一种母权利。　　从《民法通则》公布实施以后，名誉权这一概念通过立法成为一个正式的权利。在随后的司法实践中，它解决了很多在立法时没有想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死者的名誉要不要保护。我搜集的中国名誉权保护的10个

5、案例中提到了这个案例，那就是天津的“荷花女”案件。这是中国的司法第一次面临死者的名誉要不要保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确认对于死者的名誉要给予保护。　　随后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量的关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和自然人的名誉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被很多人称之为《民法通则》实施以后的“告记者热”。后来，在学术上被概括为新闻侵权，涉及新闻自由、涉及自然人的权利保护等问题。讨论中我们有一个根本的立场，即媒体的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更多地考虑人格权的保护、名誉权的保护。但是，最近几年也有很多人提出来，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中国的立法和司法要更多地站到个人权利的立场上，来限制甚至控制新闻媒体

6、的言论批评自由？而没有更多去考虑新闻媒体这种社会公众的价值。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我前一段时间在台湾访问时说了一个观点，大家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名誉权寄予更多的希望，希望它在保护人格权这方面有更多的作为。同时，也是我们在经历了长时间没有受到人格权保护的历史以后，今天我们更重视这个权利，更重视这个权利所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这个权利被看得过于强大，寄托了更多的期待。原因之二在于这其中有一个逆反心理的问题。中国的舆论、中国的媒体勇于批评的对象更多是百姓而不是官员，更不敢批评政府，新闻批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新闻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站在弱势的这一方，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历史已经

7、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走到了今天，走过了将近20年，现在这些问题有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在新闻批评和人格权保护、名誉权保护方面，我们应该寻求更加协调的路径。　　在“膨胀”阶段，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保护虽然并不是全面的，但是，今天我们来说的时候，这样的认识有利于号召人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强调人民的权利观念。现在，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权利意识日渐成为大众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一个转变，应当给媒体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