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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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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师道尊严的贬损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大多幼年接受了传统的启蒙教育,青少年时期接受新式教育,而后许多人赴欧美求学,接受了西方的人文社科教育。他们把当时最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了中国,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指出,在当时的教育者和教育机构,其存在的根基和思想本身就是不纯洁的。那些从未经历过困苦时代,从未吃过苦,却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不能给学生带来纯正良好的教育。这就迫使知识分子完全否定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把引自己在学术上登堂入室的恩师,凡有留学背景的人,哪怕是学习自然科学的,都必须对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帝国主义教
2、育”作出深刻的检讨。例如著名教育家、华东师大副校长廖世承与陶行知同为杜威弟子,他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时兼办的附属中学,是旧中国中等教育的一面旗帜。“洗澡”时,他把自己教育史上最光荣的这一页说成是最丑恶的一面,把杜威描绘成“美帝的恶魔”,发言时“声泪具下”,才获得通过。南京师范学院教授肖丞检讨15次不得过关。为了过关,不得不按照审批者的要求,不断地丑化自己,甚至给自己扣上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帽子,方才获得群众认可。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教授,更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自己的留学经历作出长篇累牍的彻底无情的批判。他说:而
3、学者巴特尔则直接指出,自己的不良思想全是由于自己曾经在美国求学而获得的,因此他在批评自我的同时,也对美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不分冬夏,整天工作,废寝忘食地为他制造论文。我为美帝国主义训练了五六个高级人材,他们现在正在做危害我们祖国的事,我被祖国人民养活了几十年,不但不能捍卫祖国,反而直接间接帮助了敌人。这是巴特尔以小恩小惠将我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恶果。师道尊严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遵奉的道德准则,儒家推崇“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非万不得已,决不愿贬损自己的导师。傅鹰先生如此激烈地批判他的导师,检讨自己的崇美思想,是
4、否出于真心呢?答案是否定的。1957年4月,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言,对思想改造运动怒气冲天。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对我的思想进行改造,我的思想并不存在任何不对的地方,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我国的祖国,这种热爱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党员,我衷心的希望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或许我未曾在国家的建立之初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然而我愿意从此刻起,将我的毕生都风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之中,死而后已。为什么这些思想存在“错误”的知识分份子“其检讨却如此“深刻”呢?为什么对老师的感佩之心要在运动中化为污蔑敌视呢?这就是政治规训的压力,留美就一定崇美,崇美就
5、一定不爱国,这样的思维逻辑,成为群众批判和知识分子检讨的依据。对个人历史的贬辱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我国除了革命别无选择,如果不革命,就只能任人宰割,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中,若非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运动,否则我国当前还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判定,这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共识。换言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给了共产党不断发扬光大的机会,同时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果实,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得以成立的唯一可依靠力量。但是在革命期间,最为高级知识分子
6、,他们并没有为共产党提供任何的帮助,尽管他们也没有阻碍革命,然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任何不作为的行为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阻碍。这一对“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是为反动派服务”的言论在“洗澡”运动中达到了极端,不仅科学家是利用科学和技术帮助资本家剥削工人,文艺家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美化旧社会,麻醉人民的斗争,而那些教师们,也是为了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忠诚、温驯的”奴才。高校知识分子们统统按照这样的观点和腔调来否定自己的过去。曾任辅仁大学校长23年之久、沦陷时期也没有向日本人屈服、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的教育家、史
7、学家陈垣的一篇《自我检讨》,曾经震惊了大陆乃至港台地区的知识学术界。他不但完全否定了自己的学术建树,而且对自己的历史与人格作出了全面的否定。他说:知识分子为了自己所谓的清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清洁,并不愿意为任何政权所服务。他们认为自己是独立于任何政权的特殊存在。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理想与学问。认为,没有任何政权应该或者有权强迫自己为政治服务。因此,在工农阶级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运动时,我国的知识分子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为。他们不会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甚至认为为政治服务有损知识分子的清誉。然而
8、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种思想,其实比任何的坚船利炮还要可怕,他们的认知是一种无形的思想侵蚀,这种观念不但对知识分子自己有害,同时也会对下一代造成思想的误导,认为革命是一部分人的事,和自己无关,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只要不公然反对革命,便是无错的。青年毛泽东最崇拜的两个人物之一,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在1952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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