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两件草书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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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第十六卷第二期（九十二年九月）25～54國立臺北師範學院東漢初年兩件草書簡冊的內容與書法林進忠*林進忠：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摘要民國六十三年在漢代的居延地區考古新獲的簡牘之中，有部份是用草書所寫的，有兩件冊書極具代表性，年代在東漢初年，內容是有關司法案件的文書稿本。將兩件冊書的文字內容詳加釋讀，探討其中的人物與事物關係，可以解明兩件冊書的性質，以及當時文書作業的背景與過程，有助於瞭解漢代草書演進與教學、應用的情形。從兩件草書作品的字形與寫法，以及傑出的書法表現，足以顯示書寫者的草書造詣與成就，結合相關地域及前後年代的其他作品，可以重新認識東漢

2、初年草書高度發展的實況，也是漢代文字與書法相關研究的珍貴史料。本文於淺析其書法表現之外，較側重是時文書作業應用草書的背景析探，藉由文字內容與出土地點的相互關係，推論簡冊文書的性質與書手，結合史籍有關漢代草書的論述相互參證，期能有助解明西漢草書發展的相關情況。關鍵字：漢代、漢簡、文字、書法、草書、隸草、章草。53東漢初年兩件草書簡冊的內容與書法東漢初年兩件草書簡冊的內容與書法林進忠*林進忠：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壹、緒論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北京中華書局刊行的《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簡稱《新》），收錄了民國六十一年至六十三年間發掘所得新出居延漢簡的接近半數，所刊8409枚簡牘

3、的絕大多數，是在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所轄甲渠候官治所（俗名破城子）遺址出土。其中發掘處所包括編號EPT（省記為「T」）的探方六十八個，以及編號EPF（省記為「F」）的房屋三十七間。出土簡牘所見年號始自西漢昭帝始元時期（西元前86~前81年），下至西晉武帝太康四年（西元283年），惟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32年）以後者甚少，整體而言，主要是西漢昭帝至東漢光武帝前期之間的簡牘。漢簡研究經常述及相關的出土漢簡集刊，尚有原有的《居延漢簡》（簡稱《居》）及《敦煌漢簡》（簡稱《敦》）。甲渠候官所出土新的居延漢簡，最顯著的特點是有大量的簡冊，內容豐富資料完整，可謂前所未見，在各項學術研究領域都

4、具有重要價值。在文字形體學及書法研究而言，生活文書筆寫墨蹟的第一手史料，呈現出是時文字應用與書法發展的實況。簡牘文字包括多種字體參雜並見，而出自多方的殊異書風尤多可賞，其中不少是足資填補文字書法發展史的珍貴作品。53東漢初年兩件草書簡冊的內容與書法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出土的簡牘，資料較集中而彼此具有密切的關連，有助於文字內容史料的解讀。在文字書法表現上，亦可獲見部分令人驚嘆的絕妙佳作，其中尤以書寫精熟的草書應用發展特別引人注目。將規整化的正體字速捷地書寫時，點線承揚相互連結，很自然的會具有行書的「行意」，行書風味在生活應用文稿中是尋常可見的；而草書則不是人人皆能的，並非草率書寫即可

5、寫成，草書與潦草不同，有其約定俗成具有共識的簡約寫法，必須經過長時期的教學研習才能應用表現，另外，不論公私文書目的都是傳達旨意與記錄情事，彼此均有識讀能力也是必要的草書應用條件。因此，在草書字體孕育發展早期階段的兩漢時期，所見的草書作品便格外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本文所選取討論的兩件草書簡牘書冊，是甲渠候官新出居延漢簡中具代表性的草書作品，〈建武三年十二月永不當負駒冊〉是東漢光武帝即位初期西元27年之作，另一未紀年的〈主官夏侯譚毋狀斥免殘冊〉也是稍後不久之物。從年代而言，正是新舊居延漢簡核心主體部分中的最晚時期，從書法與文字形體學研究而言，可以代表早期草書百年發展的具體成果表現，足

6、資檢視探索草書字體源起發展、教育推廣、文書應用等相關問題，對於傳世的「章草」寫法以及漢代草書表現實況的比較探索，也是具體有力的墨蹟實證。書寫草書的應用動機、文書用途以及字形識辨等，都以冊書內容與文字釋讀為基礎，也是相關問題推斷探索的憑藉。兩件冊書的文字內容，都是有關司法調查案件的文稿檔案，遣詞用字有其精簡習例與漢世法制背景，所涉人物情事亦頗複雜，部份殘缺佚失便會影響全文旨意。因此，賞讀其草書之書法表現時，必得結合文字內容解析併同進行，才能解得其中真正的意義與價值。貳、〈建武三年十二月永不當負駒冊〉一、文字內容這件文書也曾被稱為〈爰書誤死馬駒冊〉見《中國書法全集》第五冊，秦漢簡牘帛

7、書(1)作品45。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年10月刊行。，今依其自書檔名錄稱。此件書冊共有簡文十六枚，刊於《新》F22.186~F22.201，其中簡號F22.187係A、B53東漢初年兩件草書簡冊的內容與書法兩面書寫，文字內容是有關案驗的司法文書，「案驗」是在詳察事實真相，以判定適切的處治，在簡牘中常稱為「驗問」或「推辟」，主要就是詢問當事人及相關證人事物，以查明事實。所記錄的文書內容，常是構成司法案件中爰書舉劾的最主要依據。《史記‧張湯傳》有「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