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资料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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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国文学资料补充忏悔贵族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系列。他们出身贵族，有才学、有理想，正直善良，由于上流社会的腐败，使他们堕落成为自私自利者。但他们通过接触社会，认识到沙俄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开始忏悔、赎罪，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是“忏悔贵族”的典型。多余人多余人形象是指俄国19世纪前半期文学中的一组贵族青年形象。他们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社会，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最终一事无成，成了于整个社会多余的人，无用的人。通常认为，多余人形象有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乔林（《当代英雄》）、罗亭（《罗亭》）、别里

2、托夫（《谁之罪》）、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他们反映了贵族阶级趋于没落时期的社会现实。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

3、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之后又有赫尔岑《谁的罪过》中“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安娜·卡列尼娜》题词

4、之谜（资料）　　　　鲍里斯•艾亨鲍姆　　　　　　《安娜•卡列尼娜》以其语气和阐释上无可比拟的更大的客观性而有别于《战争与和平》。整部小说除了少数的几处例外，都是用谨慎而冷峻的语气（至于残酷，斯特拉霍夫写道）写成的，仿佛是从外部旁观。托尔斯泰没有把他的判断和评价硬塞进来。他从高处俯瞰生活，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作出一个类似于科学概括的评语：“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A.D.奥布兰斯基于70年代中期拜访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他说托尔斯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读了《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的忏悔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托尔斯泰问道，“告诉我，我自己站在哪一边，在

5、你看来，站在列文一边还是神父一边？”奥布兰斯基写道：“我回答说它写得那么真实那么好，以至于从故事本身完全不可能看出作者自己是站在哪一边。‘无论如何’，我补充说，‘你几乎不可能完全站在神父一边。’”【托尔斯泰答道：】　　唔，你认为我站在列文一边，今天安布罗斯神父告诉我有个人为了进入修道院而去见他。这个人说我对忏悔的描述给他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安布罗斯神父——他自己当然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就问我写得这么好的忏悔部分在哪个地方。我确实认为我写得很好。我自己当然是站在神父一边而完全不站在列文一边，但我把这段情节重写了四次，而在我看来我站在哪一边仍过于显眼。我留意到唯有那些人们

6、看不出作者同情哪一方的故事，才能给人留下印象。我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写每样东西，让这点不被察觉到。　　这里的实质要点不在于“客观性”本身，而在于呈现矗立于个别现象之上的更高的生活真实的努力。※※※这便是托尔斯泰的“客观性”的本质，在《安娜•卡列尼娜》里他尤为清楚地系统地维持着。这里我们无疑看到他研究普希金的散文带来的影响。普希金的散文在这种意义上也是“客观的”4，正因为如此它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在遭到部分的抵制。托尔斯泰倾向于普希金，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与当时主流文学界和批评界的不和。《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矛头直指当代文学精神的论辩性作品，是直指对艺术的目的所持的观点

7、，直指唯实论的支配状态，直指“妇女问题”，直指“工人问题”，直指地方自治委员会，直指国民教育体系，直指唯物主义哲学的公开论战。那些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看到反对当代进步思想的例证的批评家，以及那些把托尔斯泰列入“杰出”作家（“沙龙艺术”）的批评家是有某种根据的，正如在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根据断言可以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发觉一种与左翼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罪恶本性及犯罪起因截然不同的观点。小说的客观历史意蕴（部分是托尔斯泰艺术上“客观性”的结果）或许被证明相当不同；但在它问世时，这部小说确实看来是一项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