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文学史书写与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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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析文学史书写与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塑探析文学史书写与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塑。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属于历史的产物，无论内容抑或形式，无不打上鲜明而又深刻的过去式烙印，然而，对其经典化路径却不能完全作如是观。古典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经典化路径的中断，传统的文学经典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经典地位，必须经由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新路径。经典通常具有永恒性的内涵价值，人类对于经典价值的发掘与认识绝非一蹴而就，只有时间才给经典以证明和实现价值的机遇，按照布鲁姆的观点，除了色情作品之外，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算经典。我们理解中的重读，即可指个体

2、成员对同一作品的再读行为，也包括不同时代的读者群体对于同一文本的具有继承性的阅读与评判。重读是在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中完成的，时间对于经典的重要影响，不仅在于因生命的自然更迭而导致读者群体的根本性置换，更体现于变化激荡的时代政治风云，不可避免地会带给经典化机制强烈的冲击，甚至改变经典化路径内在功能与外在表现形态。随时而变，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一个重要特征。古代，这种变化以渐进的方式呈现，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多元。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不仅有新的路径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而出现，传统路径也因历史风云的激荡冲击而发生明显变异，每一次社会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革，随之而

3、来的便是经典化机制的重大调整和经典化路径的现代重塑。按照西方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经典非自然形成，而是被建构起来的。参与经典建构的因素具有多样性，拟以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为背景，以文学史写作为考察中心，通过元代关汉卿散套《不伏老》经典化路径的现代重塑，具体回答经典是如何建构的这一问题。一、《一枝花不伏老》经典化的历史回顾文学史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开辟了古代文学经典化的一条新的路径。文学史本是由西方转道日本舶来的，以文学史的名义，对中国文学的源流、变迁加以描述，在中国，始于20世纪初。通常只有被认定为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才具有成为文学史描述对象的可能性，当然，经典的标准

4、因人而异。在考察文学史家如何认识和书写《不伏老》套曲之前，有必要回顾关汉卿散曲在中国古代经典化的历史状况。关汉卿散曲在古代的经典化主要体现于选家的遴选。元人杨朝英辑录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前后集录入关氏散曲十数首，另有佚名《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卷上也录入其一套。从古至今，选家遴选都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路径之一，经由选家认可和的作品，往往作为文学教材而传世，成为后世读者学习写作的必修篇目和文学创作的模拟样板。而能够成为文学教材恰好是经典性的具体体现。毋庸讳言，就整体而言，关汉卿散曲在元明清三朝的经典化程度并不高，传世作品的历史际遇也不尽相同。一个令人深

5、思的现象是，今人高度赏的《不伏老》明显遭到冷遇，著名选本中仅有明人郭勋《雍熙乐府》卷十录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为文人士大夫群体所忽视，未能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人不甚看好的《嘲秃指甲》却先后被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明程明善《啸余谱》、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王骥德《曲律》、张禄《词林摘艳》、卓人月《古今词统》、冯梦龙《古今譚概》、田艺蘅《留青日札》以及清褚人穫《坚瓠集》等著作收录。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经典性的表现之一为陌生性，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

6、而使我们熟视无睹。笔者认为，《不伏老》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关汉卿于套曲中所塑造的浪子形象，对于封建文人士大夫而言，具有高度的陌生性，且属于第一种可能性的典范作品，它表达了一种反传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对古代知识分子传统人格形态的解构，诚如当代学者李昌集先生所言:该套的意义在于标举出一种新的人格，作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元代特有的玩世哲学，从而打碎了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文人人格典范。正是套曲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及其呈现的人格形态的陌生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获得封建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广泛认同。《不伏老》属于关汉卿中晚年时期的作品，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一位都市浪子

7、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的生活方式以及能力特长。文本中所提到的诸如寻花问柳、歌舞弹琴、赏月饮酒、下棋踢球之类的行为与嗜好，大致可归纳为吃、喝、嫖、赌、玩五个方面，除了关汉卿，我们也能在其他作家身上找到某些对应点，似乎可以视为文士风流的表征。然而中国古代不少著名作家的风流嗜好并未占据其人生追求的核心，至少从他们的诗文中可以寻觅到入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心理轨迹，很少有人如关汉卿表述得如此极端。李白也饮酒也狎妓，可是他从来不曾掩盖自己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也从未放弃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远大抱负;仕途失意的柳永，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不过他毕竟是仁宗朝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