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版权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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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文学版权页研究【内容提要】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现代文学研究深入的一种表现。新文学版本研究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应当凭借版权页来立论，并需要有扎实的考据功夫。【摘要题】文学与出版【正文】对于新文学作品的版权页，每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很熟悉，这是每本书上都有一张的。我们编作家著译书目，编作家年谱，或者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总要提到作品的初版年代和出版处。负责的研究者就是依据作品的版权页著录的；起码是依照可靠的工具书摘抄的。而那些工具书的编者，就是根据作品的版权页著录的。可见版权页与研究的关系之密切！对研究者来说，一本书的初

2、版年代和出版处，尤为重要。但据我的考察，版权页所呈现的内容还相当复杂，变异的现象时有发生，还不是从版权页上抄下来，就可以了。在这里，考据的功夫是需要的。为了说明问题，这篇短文用释例的方法，说明版权页的复杂性，以为同道参考！　　　　一　一个应有的共识版权页，我国古代称为牌记，也叫做木牌、牌子。20世纪以来的洋装书，便称做版权页，或叫版本记录。据鲁迅先生说：“中国现行之版权页，仿自日本，实为彼国维新前呈报于诸侯爪牙之余痕”（1934年10月8日致郑振铎函）。版权页应当有书名、作者、出版发行的处所、出版年月和版次，较为正规的还该有印数和定价。版权页应

3、当印在扉页背面或封底前边一页（也有在封底）上。我们编印各种目录时，著录书名、作者、出版处和出版时间，必须据版权页。这里应当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抄版权页上的内容。如有缺项，则应当空缺；如有错误，也需照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必造成著录的混乱，将不可收拾也。那些需更正的错误，那些要填补的空缺，一律要放在按语或说明中去，叫读者明白是你考据的结果，而不是版权页上原有的。没有了这个共识，学术规范就乱了，不少错误或歧意，往往就是因为不遵守这个共识造成的，我们千万要注意。讲版本、讲初版年代，版权页上的内容，就是我们著录的唯一依据，要忠实的、一字不改地著录下来。

4、其他内容，你再正确也要在说明、按语中去交代。学术界都遵守了这个共识，这个人人奉为最高原则的规定，正常的学术规范才能维护，我们的研究、著录工作才能步调一致。　　　　二　版权页上没有初版年月在初期的新文学版本上，版权页没有标出出版年代的现象是存在的。这在著录时要特别注意。例如，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初版本的版权页上，就没有注明出版年月。我有幸藏有这两个初版本，因之可以略作介绍：《华盖集》的版权页上，只有“鲁迅杂感集第二：华盖集”、“北京东城翠花胡同十二号北新书局发行”及“第一集：热风……先已印行”等字样，没有初版的年月、印数、初版等

5、字样。《华盖集续编》的版权页，与《华盖集》的样式相似，有“鲁迅杂感集第三华盖集续编”及出版处，也没有初版的年月、印数、初版等字样。这里广告式文字则是：“第一集　热风”、“第二集　华盖集”了，并有两书定价。我们都知道，这两书的封面是鲁迅先生自己设计的。《华盖集》封面上端为著者和书名，下端有“一九二六”字样，《华盖集续编》则是用原《华盖集》封面，仅在“华盖集”三字上，加了一个长形图章为“续编”二字。《华盖集》内所收为1925年作品，那么，版权页上虽无出版时间，从封面可知，此书初版时间为1926年。至于有的书目上，还有月份，那是从其他方面考证来的，不

6、足信，也不是著录者应取的态度。《华盖集续编》封面上，虽然保留着“一九二六”字样，但它显然不是1926年出版的。于是，在各种目录的著录上，多为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甚至还有月份，那是依据书信、日记等材料考证、推断出来的。如此办法，违反了著录的共识，是欠妥的。唐弢先生的确为版本学家，他在《重订鲁迅著译书目》中，就不如此，而是照书封面文字，著录为：“华盖集编编　二六四面　一九二六年　北新”。接着有编者按语：“（本书里封及版权页上均无年月，封面作一九二六年，但书内最后一篇《海上通信》作于一九二七年，二六年出版之书，不可能收二七年文章，意者二六年编定，

7、正式出版发行，当在一九二七年耳。）”（《鲁迅全集补遗编续》，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3月初版第909页）。像唐先生这样编目，著录版本，无疑是极妥当的。版权页是著录版本时的唯一依据，任何考证性内容，均不可轻易混入其中。原书上有错误的时间或文字，一律应当照录；考辨的、正误的文字，均应在按语中出现。　　　　三　同一家书局会有两个初版本一家书局出版了一部书，会按照印刷顺序标出初版、再版、三版、四版等等，这是过去的常例；研究、著录版本的人，对此都很熟悉。这其中，初版的年月尤为人们关注，著录时要相当仔细。但是，也有特殊的现象出现，是研究版权页时要格外注意的。

8、那就是会有标明两个“初版”字样的版本出现，我要提请研究者注意。为了说明问题，举几个例子：例一：柳青的《种谷记》。柳青这部长篇小说，定稿时间为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