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明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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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文心雕龙·明诗》篇摘要：《文心雕龙·明诗》篇是刘勰文体论的第一篇，也是他对诗歌体裁的专论。文中刘勰对历代诗歌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与总结，明确指出各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由其对五言诗的起源与发展有深刻的研究。本文将从思想、艺术与创作三方面论述刘勰有关诗歌创作的观点与标准。关键词：宗经思想艺术风格创作标准《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明诗》篇中，他论诗歌的源流，四言、五言诗的发展史，诗之风格、作用及写作特点等，是对当时一历史时期的诗歌发展史的总结，也是刘勰对从先秦至齐梁时期诗歌理论的总结。一、宗经思想“宗经”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根本思想，所宗之“经”与以孔子为

2、首的儒家有密切关系，提出“宗经”主旨在于“论文”，通过“体要”落实于“正体”。刘勰本质上作为一介儒生，自然会对汉代以来的经学思想继承并发展。刘勰在《明诗》篇中体现出的论诗观，正是深受汉代经学的影响。刘勰论诗开篇便引《尚书·舜典》中古训，提出“诗言志，歌永言”的观点。《尚书》是儒家经典，《文心雕龙》“依经立义”，所以刘勰论诗遵循了《尚书》中的说法，认识到“诗”能“言志”，但刘勰是有意识将“志”理解为“情”。之后又紧接着引用儒家诗乐观中《毛诗序》中“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观点。《毛诗序》中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虽然没有摆脱《尚书》的束缚，但还是提到了诗歌应当是“吟咏情性

3、，以风其上”。这点尽管在文中刘勰并没有明确的提出，但他还是意识到了到“情”在诗歌中的作用。刘勰认为诗的创作需要“性情”，肯定了诗歌中思想的重要性。刘勰提出的“诗者，持也”，见于汉代纬书《诗纬》。《诗纬度·含神雾》篇中有“诗者，持也”，但下文已散佚，因此不能确定刘勰遵循《诗纬》之说，但郑玄在《仪礼·特性馈食礼》的注解中有出现该说法，证明了该说法的根据。而刘勰在受到汉代儒学影响的基础上，又吸收汉代纬书中的诗乐理论，将汉代纬书中有价值的观点纳入自己的文论体系当中，撰写《正纬》篇，并把当做“文之枢纽”。刘勰的宗经思想，体现在对《诗经》的推崇，不仅在《明诗》篇，在《宗经》篇，《

4、颂赞》篇多有体现。全书“四始”共出现三次，关于“四始”所指，在汉代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毛诗序》中所说，为《诗经》的四个部分，即风、大雅、小雅、颂；第二是司马迁提出的，《风》、《大雅》、《小雅》、《颂》四部分之首篇，即《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篇；第三种是纬书中所说，《大雅》之《大明》，《小雅》之《四牡》、《南有嘉鱼》、《鸿雁》四篇。根据《宗经》篇中所说，“四始”是用来歌颂称赞美德来看，刘勰认为的“四始”应当是《诗经》中风、大雅、小雅、颂这四部分。周振甫先生曾经指出，“按《颂赞》说：‘四始之至，颂居其极。’以颂为四始之一，可见刘勰用《毛诗序》说。”那么这

5、里的“四始彪炳”，就是说《诗经》中的作品具有文采焕发的特点。此外，刘勰论诗还意识到了《诗经》中“美刺”的作用，以及教化功效。《明诗》篇中他赞扬远古歌谣可以“顺美匡恶”，赞《诗》可以“四始彪炳，六义环深”，赞“韦孟”《讽谏诗》可以“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刘勰先是肯定了由《诗经》开始由来已久“顺美匡恶”的传统，接着他也肯定了汉儒中以《诗》中“美刺”为教化的社会作用。此外刘勰也可定诗歌抒发情志与礼义伦理道德之间关系，他批评齐梁诗歌又赞扬建安文学，指在说明诗歌抒发情志要“发乎情，止乎礼”。二、诗之起源、流变与风格刘勰论及诗歌这种文体，以《诗经》的“四始”、“六义”为参考标准，

6、上溯“葛天乐辞”，下至“宋初文咏”，中间论述了黄帝尧舜、商周春秋、秦皇汉武、三国魏晋，逐一评论出诗歌体式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特征，其中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起源与流变。“四言”与“五言”诗的雏型，在《诗经》中十分常见，但作为独立的诗歌体式，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明诗》篇中，刘勰提到四言诗在初汉时期才发展成熟，韦孟讽刺楚王作四言《讽谏诗》，诗在形式体制上虽有创建，但在内容上依然充斥着匡正劝谏之意，可见《诗经》教化与讽喻传统的影响。论“五言”诗，认为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和班婕好《怨歌行》是始端，但西汉时期，“莫见五言”，而李、班二人所作的五言诗都体式成熟，具有文

7、采，疑是后人冒名而作。文中，刘勰没有断语，对五言诗的起源他是取证于《诗经·召南·行露》中的一章“谁谓雀无罪，何以穿我物？谁谓女无家，何以召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其中有半章是五言句，《孟子·离娄》上全篇除去“兮”字为五言，《国语·晋语》中晋骊姬托优施所唱的《暇豫歌》中有三句是五言句，《汉书·五行志》中载汉成帝时期歌谣《邪径》全为五言。刘勰列举以上，用意于说明五言诗早已存在。刘勰对历代的五言诗的论述，从诗的风格和诗中反映出的生活特色，总结出各个时期诗歌的特色，明确扼要的列举出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从刘勰对历代五言诗发展描述与评价中可以看到，五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