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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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roblemsthatChinanoentsonSaemaulUndongfromthreedimensions：theeconomicalandpoliticalbackground，theicsofitsevolution.一、导言：“主流”与“另类”之争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左右两翼几乎在所有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的讨论中都会表现出尖锐的意见分歧与对立，但在有关中国目前面临的农村问题的讨论中，却似乎有着难得的共识。各方专家均认为，导致中国农村问题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具有高度综合性、关联性和复杂性，任何局部的或单项的政策调整措施都无济于事.freelaul

3、Undong，Neent或NeunityMovement）。因为就韩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所具有的自然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制度环境而言，与中国目前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可比性（张敬华等，2001；白雪秋，2000）。首先，开发的起点相近，即韩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中国目前所具有的水平相当。其次，两国具有类似的自然条件，即综合资源比较贫乏，所谓“人多地少”。第三，两国具有类似的经济模式，即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很强。第四，两国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最后，也许是更吸引人的一点，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组织实施并充当

4、主要出资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也是一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并重的运动，并为韩国的现代化进程烙上了深深的“韩国特色”印记，因而更契合重视“中国特色”的另类发展模式倡导者们的理论追求。然而，无论对于“主流模式”还是“另类模式”的倡导者而言，目前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尽管有许多学者预言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或迟或早将要到来，也有一些民间性质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小规模地进行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各级政府领导和整个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但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政府有任何“动起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学者专家的理论主张如何才能变成政府的政策行动，

5、目前还是一个问题。因此，如果要把韩国的新村运动引为成功的范例加以研究和讨论，首先令人关注的应该是其启动背景、组织和动员模式，以及在具体时空中得以递次展开并顺利进行的动力机制。二、乡村建设运动之启动背景韩国新村运动启动时，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人均GNP由1960年的85美元猛增至1970年的257美元，10年间翻了两番。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大，乡村劳动者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乡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一般认为，这是当时的总统，自称“贫农之子”（sonofthepoorfarmer）的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原因（

6、ParkChung-Hee，1979）。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研究者的解释则各有不同。有的研究者强调政策因素，认为正是由于政府重视城市工业发展的政策，乡村部门长期受到忽略，政府各级官员普遍缺乏推动农业革新项目的热诚，农村中公共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发展，而农产品贸易的市场条件又对农民不利，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农民消费的制造品价格而言非常之低，导致了“农业生产几乎不能产生收益，农民长期以来从事农业生产而达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KimYoung-Pyoung，1985）。强调自然—人口因素的研究者则指出，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部门存在大量隐性

7、失业人口。按当时官方对就业的界定，每周工作1小时以上即为就业，因此农村人口的失业率在1971年只有1.5%，即乡村部门几乎为充分就业的。然而通过季节性就业指数分析发现，当时（1971年）按月统计的就业指数波动非常大，从12月份的72%到6月份的125%不等（均值为100），即12月份的就业人口只有6月份的57%，意味着乡村人口中存在严重的季节性失业问题。如果按一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工作280天计算，则乡村部门的就业率只有65%（BanSung-HaulUndongMovement，2003）。问题一旦涉及到新村运动启动者个人的政治动机，往往会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

8、原因而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