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公司治理的法哲学反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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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有公司治理的法哲学反思论文.freelMeckling）等人发展了企业契约理论，并提出公司是一个“合同集束”的观点。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法学界愈来愈重视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只是这种复杂性契约关系的核心要求和体现。治理结构重在强调公司内部稳定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形式，而治理机制则意味着在稳定的基础上随机变化以求尽可能适应各种不确定性。所以实务中“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术语的过度使用，容易使人们误以为公司治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纯技术性构架，而忽略了

2、其更是一种灵活而机动的体制性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代表着不同的制度安排，人们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做出选择，实际上是权衡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比，从中找出一种成本收益比最小（或最大）的制度安排”。4而“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制度，并通过制度来加以保证，公司任何关于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规则和制度都可形成治理机制”。5公司治理的独特性在于，公司本身是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缔结的契约的联结体，而现实中的契约总是不完全的，契约本身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一般认为将企业资产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

3、Claim）和剩余索取权（ResidualOent），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股权集中的企业里。德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7所以，无论我们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如何深化、理论上如何推陈出新，在市场机制的客观作用下，公司治理要面对和解决的仍然首先是代理人问题——它是公司治理的基本面。离开代理人问题讨论公司治理，任何治理机制的改革都极有可能会出现“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的后果！二、影响公司治理的要素由于公司治理的多角度和多维性，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一个目标函数，那么影响公司治理这一因变量的自变量主要有哪些呢？1.公司自身的股权结构和运行机制。“公

4、司治理机制的形成与企业股权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在单个股东持股25％、50％或更多时，‘搭便车’（freeriding）的问题不易产生，由于投资者愿意对企业进行监督，如果企业经营失败，投资者通常倾向于更换企业管理层，而无须借助收购市场、外部董事乃至破产机制来进行监管。相反，在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国家，接管收购的现象就较为普遍”。8而公司股权的分散与集中程度，亦决定了公司治理路径的根本不同：如果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则决定了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代理人问题（管理者侵占股东的权益）；如果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则决定了公司治理所

5、要解决的根本矛盾除了代理人问题外，还包括如何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此外，股权的流通程度与公司的治理绩效一般亦呈正相关，当然这必须有赖于规范而成熟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形成。客观地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所面对的市场压力远小于英美公众持股的管理者，且其职位的稳定性相对呈现出超强的态势——甚至在企业出现巨额亏损时亦不例外，这种不合市场规律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有股不能全流通所致。2.公司控股股东的身份。不同身份和类型的股东持有企业所有权的成本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决策能力、对风险的判断和承受能力

6、、对管理者的监督能力、对信息的遴选和甄别能力等方面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差异很大。典型如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金融机构投资者）与一般中小投资者之不同，相对来说他们更加理性化，更偏向于投资而非投机，同时他们往往也更强烈地渴望公司治理绩效的提升，对管理者的监督亦更为有力。而国家作为股东显然不同于私人投资者，国有资产委托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可能天然形成，与私公司相比，除了代理人问题和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问题外，还要面对公共选择理论所指出的“政府失灵”（politicalfailure）。政府部门作为国家股权的代表，由其利益偏好所决定，股东

7、代表亦有可能侵占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对国有公司的治理机制安排显然不应当与私公司的治理机制同样或类似。3.公司的发展阶段及其规模。如同霍布斯所形容的：“许许多多的公司是存在于一个较大的联邦政府深处的众多小联邦政府，这就好像人体内的寄生虫”。9愈来愈多的学者已经观察到现代公司其实极其类似于一个政治国家的科层结构，公司治理的民主与独裁、分权与集权模式与政治国家的治理形态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历史与现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公司在创业初期和转型期间——如同政治国家在成立之初和转轨期，都更多地强调治理上的集权，甚至独裁；而在公司平稳发展期间——如

8、同政治国家和平建设时期，则更多地强调治理上的民主与制衡。由于集体决策的非理性，民主机制往往意味着效率上的代价，由此而产生了公司治理的价值观——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矛盾张力，而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对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考量后方可决定相应的治理机制安排。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