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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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论文.freeleepiricalstudies.ItdescribesthecurrentstatusofChineselandtenurearrangements，presentstheresultsoftheoreticalandempiricalstudiesontherelationshipbetance，andtheforcesthathaveresultedindifferenttypesoflandtenurearrangements.Keyissuesthatoughttobeaddressedinfurtherreform

2、effortsarealsodiscussed.Inparticular，thispaperemphasizestheroleofthetrade-offbetentsinruralChina.Key农村改革以来，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freeli，1984）。根据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制度受到经济参数、特别是要素相对丰度的左右。相对丰度越低的要素越可能实现个人化。诺斯和托马斯的研究指出，西欧从公田制向私有制的转变过程是由土地的相对稀缺导致的。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海外贸易促进了对羊毛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土地的相对价值，

3、从而使得土地的私人占有成为有利可图的制度转换。这正是圈地运动产生的原因。速水佑次郎等人（HayamiandKichuchi，1981）对菲律宾和印尼爪哇岛收割制度演变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命题。在传统的收割制度下，地主必须允许村里的其他人参与收割，并得到收获量的六分之一。随着绿色革命的传播，土地产量大幅度增加，六分之一的产量作为对收割者的报酬超过了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因此，新的收割制度应运而生。在爪哇，村民想参加收割必须先参加除草；在菲律宾，收割工作则包给了中介人，由中介人付给收割者市场工资。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进一步将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为效率假说（

4、诺斯，1994），即制度总是朝着辅助经济系统达到社会最优的方向发展。但是，诺斯本人也注意到一些明显的反例。比如，同处欧洲的西班牙大大地落后于西欧国家。诺斯将这一现象归咎于路径依赖。他认为，西班牙没有经历英国式的皇权改革，以至皇权过大，并决定了后来的制度变迁轨迹。作为英殖民地的北美和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南美的对比似乎也印证了诺斯的路径依赖假说。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原因在于它忽视了决定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就连为这一理论做出很大贡献的速水也在其新书中认为这一理论是天真的（Hayami，1997）。一种制度可能比旧制度更宜于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5、但由于决定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帕累托式的社会结果未必能自然地产生。经济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囚徒困境便是一例。对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帕累托最优可能可以通过行为主体之间长时期的博弈所达到（如囚徒困境可以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得到纠正）。对于短时段的制度变迁，帕累托最优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一种偶然，次优结果才是一种必然。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中国过去二十年农地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对制度的需求着手，研究微观的利益机制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林毅夫（Lin，1995）研究了要素对农户的相对稀缺性

6、如何决定单个农户是否参加土地市场交易。我自己（姚洋，1999a）构造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探讨要素的个体稀缺性如何导致不同的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程度。一个明显的观察是，同为发达地区的温州地区和宁绍平原地区，前者的土地租赁市场非常发达，后者则几乎见不到土地的租赁。我的观点是，这一现象与两地不同的非农就业结构有关。温州地区以私营企业为主，劳动力就业基本受价格信号调节，社会分工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大部分人完全或部分脱离农业，少数农户则向专业农户转变，从而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相反，宁绍平原地区以集体企业为主，而集体企业倾向于在追求利润之外同时追求就业最大化。但是，企业的发展又

7、不允许过多的就业，因此便产生了一个人的工作由两个或更多的人来做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一个后果是兼业化在当地相当普遍，社会分工不明确，从而降低了对土地市场的需求。我不仅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还进行了计量检验，其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另一条发展途径是研究制度变迁的决策过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姚洋，1999b）。在我的研究中，我把农地制度看作村庄内部集体决策的结果。与前面对村庄伦理的讨论一致，我假设村庄在决定农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时最大化全村人口的福利之和。但是，这个最大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农户生存约束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