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七七”纪念与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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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讨“七七”纪念与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也由此拉开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十分重视对该事件的纪念，1938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七七事变爆发之日制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乃国定纪念日之一，同时还从制度层面确定了该纪念日的宣传主旨等。于该纪念日举行的纪念仪式活动丰富多样，虽然为国耻性质纪念日，按常规应内敛，但各方侧重于通过各种活动以开展抗战动员与政治宣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纪念话语层面展开的政治动员，借以分析和认识时局，表明抗战的必要性。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多考察七七纪念的文本话语。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动员的角度观察七七纪念，并

2、着重于制度设计、仪式活动、话语表达等层面政治动员的分析，以深化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如何服务于抗日战争的认识。　　一、制度动员：纪念日的设计　　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期性纪念九一八一二八等事变，虽有国家层面纪念活动，但始终未将之作为正式国家纪念日。所以，纪念活动的展开与纪念仪式的操演一般皆为使人们不忘昔日国耻与国难，偏于诸如此类事实和愿望的宣传。然而，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正重视的纪念日，则将会被上升到宣传政治目的的高度，即表达政治利益诉求。直至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该标志性事件迥异于九一八一二八。虽然同为日本侵华事件，但七七事变被赋以全国性意义。当然，此似乎为

3、刻意制造，因就基本事实而言，九一八事变或许更具代表性，因为此后国难话语与意识已相当流行，七七事变的爆发似成自然之事。九一八一二八纪念明确冠以国耻主题，但七七纪念被称为抗战建国，或许也能从中窥见统治者目的所在，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表达政治思想的途径之一。抗战建国既然已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宣传口号，应有名符其实的表达渠道，选中七七纪念确为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偶然与必然因素的结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政策、新式纪念方式三者集结成国定抗战建国纪念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称：为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我国在领袖

4、决策之下，开始抗战建国，拟请中央常会确定每年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送国民政府命令公布，定为国定纪念日，并转知教育部列入历书。本年纪念办法，已会同政治部拟定，呈奉总裁批准照办。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召开第八十三次会议表决：定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至本年纪念办法，由宣传部再行斟酌修改。从宣传部函请可知，宣传部实已拟定设置抗战建国纪念日，此正符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国家纪念日的一贯政策，由宣传部拟定，然后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决定。其实，国民党中执会决定徒具形式，纪念办法都已拟定，并呈奉总裁批准照办。抗战建国纪念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已显示出与九一八一二八纪念

5、的不同之处。抗战建国纪念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利用现实事件制作的第一个国定纪念日。此前革命纪念日系统中的国定纪念日与本党纪念日数量众多，却不见纪念本朝事件或人物。自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纪念现实事件的需求与纪念日策略的变化。　　国民政府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中执会常委会决议而设置的抗战建国纪念日，于1938年7月4日发布渝字第三五四号训令：令行政院直辖各机关为令遵知事，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七年七月一日鄂仁字第三三八零号函开，兹经本会第八十三次常会决议，定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在案，除纪念办法由宣传部制定颁行外，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公布，列为国定纪念日，并请转令教育部列

6、入历书，以资纪念等因，奉此，自应照办。除明令公布定每年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并分行外，合行令仰该知院转饬教育部遵照列入历书，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国民政府属于执行机关，而将相关政策贯彻到相关下级部门具体实施。此前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已制定《抗战周年纪念宣传大纲》，确定纪念主旨，规定相关纪念活动，并表明七七是牺牲的最后关头，也是抗战建国的光荣开始，进而阐述将七七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其原因在去年七七是全国抗战的发端，民族复兴的起点。于是，抗战建国纪念日从拟定到决议、出台，整个过程已完成。其中所称纪念办法由宣传部制定颁行，从此后文件看，具体方案与国耻纪念日有相似处，是全

7、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志哀，各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学校均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该地高级党部召开各界纪念大会。另有不同之处，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兼作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七月七日并全国素食一天兼作抗战阵亡将士及出征军人之家属与伤兵之慰问。抗战建国纪念日既有一般志哀纪念日活动，也有独具特色一面。除纪念七七事变外，为现实抗战提供更多各层面的支持，所以其活动较为丰富并具有强烈针对性、时效性，此或许成为抗战胜利后即被取消的原因。　　国民政府发布抗战建国纪念日训令前，即7月2日发布渝字第三四七号训令：令直辖各机关为令遵事，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七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