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七事变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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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纪念七七事变征文  从卢沟桥打响第一枪时,中国就开始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我们今天,和平的鸽子在蓝天翱翔,那段历史,可曾又有人会记起,今年,七七事变0周年。让我们在此敲响历史的鸣钟。  纪念七七事变征文篇一: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16岁。  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完高中一年级,暑假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那时懂点事,但不成熟,读报中看到宋哲元每次谈话都是“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和平和平,和就是要平,平就是要和”。但日本人一动手,中国人想和平也和不了。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在当时也是一座大城市,居然没多少日子就被日本人占领

2、。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我们也只好迁回湖南老家。  以往回湖南很容易,坐火车从北京到汉口只需几天。我们那次一走啊,就是40天。北方打仗,铁路断了。我们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去青岛,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转郑州到汉口。离开北京那一天,天气很凉,火车站里人很多,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四处弥漫着亡国的死寂。一个多月后回到老家,一个姑妈见到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的脸原来很圆,一路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  到了长沙还要继续读书,因为我从北京去的,很不适应。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在北京读书接触白话文比较多,湖南的中学生古文功底好。考大学时,我

3、的三个志愿报的都是西南联大,能考入西南联大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也是唯一的愿望。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我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在西南联大,我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去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楚辞》,朱自清先生的课,钱锺书先生的课……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

4、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他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联大的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气氛。  回想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还是联大那七年。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是不等于钱多,那么,美好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另一个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美好。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

5、活非常艰苦,可士气却没有受到影响,也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大家总是乐观、天真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的所在。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有90%的大学受到日军的轰炸和摧毁,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但万千师生一路办学不止、教学不止、求学不止,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穷乡僻壤,产生出更多的力量。这也被后人称为“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的硝烟逼近杭州,浙江大学不得不举校西迁。这次西迁途经赣、湘、粤、桂4个省份,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省遵义市。由

6、于遵义办学条件有限,理学院、农学院及师范学院的理学部又迁往75公里外的湄潭县城。  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其中仅用“湄潭”两字做标题的论文就达25篇,如《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动物志》等等。据说,在70年前,只要写上“中国湄潭”4个字,国外的科研刊物便会准确无误地寄到时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图书室。  1944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

7、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他说:“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1954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出版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序言中他告诉读者,他1944年考察疏散到湄潭的浙江大学,结识了校长竺可桢和王琎、钱宝琮等学者。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宣读了李约瑟的贺词,特别提到三位已故学者竺可桢、王琎和钱宝琮,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曾受到他们的启发。十多年前,我已搜集到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走访湄潭浙大的不少文献资料,唯独没

8、有发现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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