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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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论文.freel，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把这个外文词译成汉语时，中国译为“知识产权”、中国香港译为“智力产权”、中国台湾译为“智慧财产权”。日本在使用汉字表达时，译为“无体财产权”。知识产权一般包含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权。这最后一项，主要指的是商业秘密权以及商品样式、商品装潢等等的专用权。在1883年，国际上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并形成了缔约国的“巴黎联盟”；1886年，又缔结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并形成“伯尔尼联盟”。此

2、后，管理这两个公约的联盟分别形成了两个“国际局”。1893年，两个国际局合并，形成后来的“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7年，在斯德哥尔摩修订上述两个公约的同时，缔结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70年公约生效时，原“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的全部职能转给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7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中的一个专门机构。当今世界上，除个别国家（如伊朗、朝鲜）外，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已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50年代初实行过短期的专利保护制度与

3、商标保护制度，以及对版权中的印刷复制权的有限承认。但这些随着1957年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而中止了。唯一留下的商标制度，也剩下只有强制注册却无专有权可谈的制度，并没有把商标的专用看作一种“财产权”。1973年，以任建新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首次出席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领导机构会议，回国后任建新在写给周总理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知识产权”这一术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方针。1980年中国参加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2年，我国颁布了《商标法》、1984年颁布了《专利法》、1990年颁布了《著作

4、权法》、1993年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至此，我国法制建设总框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基本形成。继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之后，我国于1985年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89年参加了《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1992年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1993年参加了《录音制品公约》、《专利合作条约》，1994年参加了《为商标注册而实行的商品国际分类尼斯协定》，1995年参加了《微生物备案布达佩斯条约》，等等。从以上不难看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我国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5、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国内对知识产权的关心，乃至知识产权几次形成“热点”，主要是因几次国际双边谈判而引起的，亦即与“国际公法”领域密切联系着的。1979年，当中国首次与美国签订《中美高能物理协定》以及《中美贸易协定》时，吃惊地看到对方执意坚持非订入不可的，是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据对方称，按照美国总统的指示，不含知识产权条款的科技、文化及贸易的双边协定，美方代表无权签署。作为中方来讲，我们也不可能贸然签订一个包含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懂其条款含义的条约。因此，我们也必须开始研究“知识产权”了。这次“知识产权热

6、”涉及的面并不大，但它确是产生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第一批专家的一个动力。他们中有的人已去世，有的人仍旧在这一领域耕耘着。第二次“知识产权热”，是现在的大多数人还记得的1991—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我国加入的一大批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正是在那之后。第三次，则是1995年2月前后的又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及协议的最后签署。所以，说起“知识产权”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许多中国人并不感到陌生。几种模糊认识出于不了解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存在较多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看法。有人认为：知识产权既然

7、以“地域性”为根本特征，那就不存在“国际保护”，只存在“国内保护”的问题。这种认识在国外（主要指发达国家），已于一百多年前随着知识产权双边条约及多边条约的产生而逐渐消失。它只在刚刚开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如我国），还较普遍地存在。这种认识反映在实践中，是在立法及执法上，否认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标准”的存在，不适当地强调了本国的“特殊情况”。也有人认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只是“国际私法”问题，与国际公法无关。这种错误与上一种基本是同源的，即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中只有国内法问题（国际私法在一定意义上即国内的涉外民诉法

8、）而没有国际法问题。这种认识，也有的出于在概念上没有完全弄清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私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含义上的区别。还有人认为：知识产权既然存在“国际保护”，就意味着地域性特点的消失，也就是，在一国之中应无条件地保护依他国法律（或所谓依创作行为）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这种认识在实践中并无市场，因为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会去这么做——这么做将无谓地损害本国的经济利益。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