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中的蒙古人消极形象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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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师存勋（中央民族大学08级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摘要：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明亡后清人虽入主中原，但朝鲜李朝并不以中华正统视之。而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关键词：燕行录;李朝;清朝;蒙古人;藏传佛教;儒教;华夷之辨明清易代

2、，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视满清为宗主国。由于对于满清强烈的抵触情绪，朝鲜李朝派往清朝的使节以使行目的地北京而称为“燕行使”，他们出使清朝所留下的游记、日记等遂统以“燕行录”命之。出使清朝所作的“燕行录”较之出使明朝所作的“朝天录”，在内容、思想、写作风格和感情色彩等方面皆有天壤之别，这集中体现在燕行使对满清政权的憎恨、对作为所谓“胡”或“夷”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极大排斥等方面。尽管“燕行录”历时久远，内容丰富，是我们研究中朝、中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但由于燕行使对于满清普遍的消极观念，“燕行录”中的众多中国少数民族，其形象及其文化积极描写不多，其中的蒙

3、古人即属被消极刻画者。本文拟从三方面就“燕行录”蒙古人消极形象成因作一探讨。一、在“满蒙联姻”中，李朝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清朝正式建立之前17，努尔哈赤即已开始与科尔沁等蒙古部落的联姻，皇太极时代，随着对察哈尔等内蒙诸部武力征服的展开，政治联姻更成为后金羁縻和团结蒙人的利器。如《清史稿·太宗本纪一》载：天聪八年（1634年）冬十月己亥，“科尔沁台吉吴克善来归其妹，纳之”；天聪九年二月丁未，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豪格、萨哈廉将精骑一万，收察哈尔林丹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而十年春正月壬戌，“皇次女下嫁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清朝建立后，满蒙联姻更趋制度化

4、，广度与深度极大加强，此诚如著名和亲史专家崔明德所说：“在整个清朝，满蒙双方究竟有多少人结亲？目前，我们很难做出精确统计”[1]。满蒙联姻制度对于团结蒙古、强化满清对全国之统治意义深远，而蒙古人在清朝国家建构中受到的重视亦远高于其他民族。关于满蒙联姻及蒙古人，燕行使多有提及，试如金明远《燕行录》：“满人之得志，多蒙古之力，故世为婚媾，大内诸刹俱处蒙古僧，蒙古大臣多留城市馆，盖畏其生衅也。”①另一嘉庆燕行使朴思浩在《燕蓟纪程》之《留馆杂录》中写道：“夫蒙古天下莫强之众也，太宗先讨之，部勒其劲骑，所向无敌。自是以后，皇帝世世结婚，元舅、国舅、驸马、阁老、各部

5、尚书、诸王贝勒，多是蒙古人也。雍和宫愿堂寺黄金屋锦绣裀衣、黄衣，侔拟皇帝眼色。坐享富贵者，亦是蒙古僧也。”[2]燕行使姜时永《輶轩续录》中则载：“盖元之先国号‘蒙古’，蒙古者，国言‘银’也。因女真号国曰‘金’，乃以‘银’号其国也。世祖一统，改号曰‘元’17。今蒙古人属于内服，与满人无间于进用，而朝衣皆用黄色，舆饰亦取黄色。大抵中国之制，皇帝用黄，故朝臣及他外诸国，皆以僭不敢服用黄衣、黄舆，惟蒙古则不然。”[3]以上表明，朝鲜李朝对于满蒙联姻有着很大关注。由于蒙古人作为满蒙联姻组成方之一，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予以满清政权极大帮助，因而在燕行使眼里，蒙古人进入

6、满蒙联姻无疑是助纣为虐。明清易代之际，满清之于朝鲜的侵伐在朝鲜君臣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李朝仁祖五年（丁卯，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727年），后金征朝鲜，陷平壤，李朝被迫与金签订江都之盟。丁卯胡乱中，朝鲜虽签约，但并未突破以明为宗主国的原则底线，可是朝鲜仁祖十四年（丙子，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亲征朝鲜则给朝鲜人民带来极大的内心伤痛，根本一点在于：朝鲜被迫放弃了“天朝”大明而以清为宗主国。而在李朝看来，“丙子胡乱”中，蒙古人作为满清的积极扈从，在其中扮演了极为卑劣的角色。燕行使徐有素有云：“崇德之丙子东抢也，贵永介谏曰:‘吾新造沈

7、京，根本未固，宜修养士马，先为入关之计，不可黩武于外国。’九王亦以为不可，独蒙古诸酋利掳掠，每劝之，崇德遂决意东抢，成功而归。”[4]徐有素“独蒙古诸酋利掳掠，每劝之，崇德遂决意东抢”这一说法明显是泄愤大于确证，但也恰巧说明蒙古人在满清侵朝行动中带给朝鲜人民心灵创伤之大。虽然察哈尔等内蒙诸部于丙子侵朝军事行动前不久才归附后金，但在归附后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先是附金蒙古诸部贝勒与自明降金的孔有德等一道，成为皇太极建立大清、17登基称帝的积极劝进者，紧接着于崇德元年，即清朝建立当年，蒙古兵参与了满清入侵朝鲜的军事行动。该年十二月十日，清“渡镇江而抵义洲（州

8、），十一日至定州，命蒙古兵沿海略地”[5]，而据《清史稿》中《太宗本纪二》，崇德